香港土地属港英政府，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土地拍卖，由此导致香港地价飞涨，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私房，只能由政府提供廉租房。随着香港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屋远远赶不上实际需求，据统计当时大约有近百万人居无定所，香港变成“流民社会”。香港市民的流民心态，不可能认同香港法律秩序，更不可能忠诚于港英政府。“有恒产者才有恒心”，麦理浩深得其中奥妙，认为住房不足是政府与人民之间发生摩擦和不愉快的最主要的、最为持久的根源之一。为此，他提出了“十年房屋计划”，计划到1982年用十年的时间为近一百八十万人提供住所，使港人不再觉得他们是流浪到香港的中国人，而是长久在香港生活下去的香港人。同时，麦理浩利用“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将普通市民组织到形形色色的地区咨询组织中，通过参与地区事务培养他们的归属感。

因为历史上港英政府是依赖贩卖鸦片起家，贪污腐败成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尤其殖民政府依赖警察管治，警察为非作歹、贪污腐败到了半公开化的程度。为了增加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的抗议运动的同时，提出建设“好政府”的口号，以强化港英政府的道德形象和正当性基础。为此，打击香港政府和社会的贪污腐败成为政府的首要目的。麦理浩在伦敦的支持下，于1974年成立众所周知的廉政公署，肃贪倡廉，成效卓著。这迅速改变了港英政府的形象，获得了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由于廉政公署只对港督个人负责，大大强化了港督对整个官僚体系和社会的控制，也增加了香港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在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时，还推行政府体制改革，重建公务员体制，大大增加港英政府的效率。

香港廉政公署是根据《廉政公署条例》于1974年2月15日成立的。它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廉政专员则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廉署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全权独立处理一切反贪污的工作。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港曾是个贪腐盛行的社会。由港督麦里浩创办廉署成立后短短数年，香港便跻身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在“透明国际”180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位居第十二位，在亚洲则仅次于新加坡（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1979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香港的前途命运已提上了大英帝国的议事日程。麦理浩回港后，公布了邓小平所说的“让香港人放心”这个好消息，但没有公布1997要收回香港的消息。麦理浩意识到大英帝国从香港的撤退已不可挽回，便悄悄地启动了港英政府一直未能实施的撤退步骤，把代议制引入香港，让香港人自己统治自己。如果说从“杨慕琦计划”开始，港英政府担心推行代议制会让香港左派势力乘虚而入，那么，经过麦理浩的十年治理，香港中产阶级已形成，香港人的自我意识也已出现。1980年6月6日，港英政府发表《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区议会”，选举产生区议员，香港的代议政制正式拉开了序幕。同时，紧急修订了“国籍法”，防止港人将来涌入英国，大英帝国已做好了撤离的全部准备。

“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看那，往日的盛况，/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湮没无闻。”（《退场》）“帝国诗人”吉卜林这首诗道尽了对大英帝国解体的伤感，而这伤感难以掩饰对帝国昔日辉煌的自豪。

如果说历史上的帝国都以创造辉煌文明作为自己的目的，以荣誉和荣耀作为自己动力，而唯有大英帝国是个另类，它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以狭隘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作为自己的动力。以至于大英帝国跨越全球，但英国本身从来没有超越狭窄的英伦三岛，英国与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以至于大英帝国的精心撤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的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以及香港问题，可以说大英帝国是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帝国。然而，由于冷战背景，由于内地的“文革”，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种种历史机缘成就了香港奇迹，使大英帝国可耻的没落最终上演了“共荣撤退”的一幕。

出生在香港本地，并于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港台两地的台湾《联合报》前香港记者陈竞新在旺角示威现场被打。

阅读香港这十多年的历史，我每每感觉到英国人的政治德行也许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把政治变成赤裸裸的商业操作，看来亚当·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才真正反映了英国人的民族性，说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显然是一个误会。

【本文原载《读书》杂志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