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不让我们佩服帝国政治家的智慧。当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最激烈的要数老牌工业国英国了，恩格斯专门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来宣传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毫无起色，倒是把欧洲大陆搞得神魂颠倒，其中一个秘密就在于通过宣布英女王为印度女王来凝聚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开拓海外殖民地。

英国取得印度大陆，为其提供了一个建立大陆帝国的希望。有人建议帝国应当迁都德里，然后再殖民伊朗和中国西藏，这样就会取得地缘政治的大陆心脏地带，建立统治全球的帝国，这是英国一直染指中国西藏和云南的原因。然而，惯于海洋思路的英国人，最终没有采取大陆帝国的思路。毕竟资本家的商业利益在海洋贸易中，而不是那片土地贫瘠的大陆。

于是，环顾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岛屿的收藏家，把海洋中邻近大陆的岛屿作为殖民的首选对象，编织了遍布全球的商业殖民网络。这无疑是一个精明的商业策略，即可以利用岛屿与大陆的商业关系，取得大陆上一切商业利益，但却不需要像罗马帝国那样，承担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理陆地殖民地的政治责任。

如果说大陆帝国征服之后要承担起治理的责任，大英帝国则如同吸血虫一样通过商业的管道汲取大陆的资源，但不需要承担任何政治或道义责任。就这一点而言，大英帝国毫无罗马帝国的气象，毫无政治使命感和文明抱负，和恺撒、屋大维这些具有伟大文明抱负的罗马皇帝相比，丘吉尔、迪斯累利等帝国政治家充其量是精于打算、损人利己的可耻商人。

本杰明·迪斯雷利，犹太人（1804年12月21日–1881年4月19日）英国保守党领袖、三届内阁财政大臣，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在把托利党改造为保守党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在首相任期内，是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和卫道士，大力推行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政策。他的名字是同英国殖民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还是一个小说家，社会、政治名声使他在历任英国首相中占有特殊地位（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大英帝国这种政治精明不仅体现在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更体现在帝国解体的撤退过程中。如果说建立帝国取决于时代的机缘，维持帝国统治则是需要良好的制度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那么能让帝国荣耀的解体，无疑是一项高超的技艺。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撤退就经历了被迫撤退到主动撤退的转变。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由于英国不想放弃自己的殖民地，故采取高压手段，导致与殖民地人民的对立，最终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利益，被迫交出了政权。比如印度、缅甸的独立。而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政治家意识到大英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就以退为进，通过主动撤退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英国人的利益，尤其是其经济利益。这就使“非殖民化”包含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表面上宗主国采取民主化进程逐步放弃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但另一方面将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精英推向领导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其经济和战略利益。这种渐进撤退的“非殖民化”，就变成以退为进的“再殖民化”。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局势许可，首先是让大陆实行自治，然后慢慢走向独立，至于沿海或小岛上的海港与商业中心，有可能的话，是稍后撤退，而且这些海港与商业中心的非殖民地化过程的模式则又与内陆的撤退不同。对于内陆，英国在政治行政上，将会尽快放手，但在海港尤其是小岛的商港，在整个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却是另有安排的。这特别安排的目的，不但是设法保住英国传统的利益，同时也为这些地方的传统利益着想，因为在这个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这些商港已经建立成了与内陆有相当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结构。（郑赤琰：《收回主权与香港前途》，一九八二年版，49—50页）

郑赤琰，祖籍广东丰顺，1936年生，1946年在柔佛士乃小学受教育,1959年毕业于巴株华仁中学，1963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政治系获文学士学位，1971年考获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75年又荣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77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行政系讲师。被称为系内“四大长老”之一（另外三位为关信基、翁松然及李南虹），后晋升为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兼主任，并成立“海外华人研究所”。1998年起出任香港岭南大学“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部”主任。2008年下旬开始在珠海学院兼职任教政治学（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因此，在政权移交的过程中，英国人绝不会突然把全部政权交出，而是采取逐渐移交，比如先把地方政权移交出去，或者先把经济、劳工、教育、医疗等经济社会事务交给当地人管理，或成立半独立的自治政府，然后再逐渐移交政治、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的政权事务，从而保证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把持政权。这就是大英帝国撤退战略的精髓所在：培养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诚，实现幕后遥控；培养民众的独立公民意识，实现分而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