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海洋帝国的商业私利动机，使港英政府并没有考虑过治理香港，而新界百年期限更强化了“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的临时心态，港英政府的经济不干预政策说到底是乘机让英国人捞钱的政策。因此，到“二战”期间，港英政府统治香港已有百年，竟然没有获得港人的丝毫认同。“二战”中英国人抛下港人仓皇撤离，反而要中国军队（比如入缅作战的抗日军队）保护英国人。“二战”后英国人重返香港，为了获得港人的支持，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于一九四六年提出了所谓的“杨慕琦计划”（Young’s Plan），在市议会中增加一半的华人代表出任议员。

杨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年6月30日—1974年5月12日），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在1941年获任命为第21任香港总督，并于9月就任，但三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军香港，爆发香港保卫战。几经奋力抵抗后，杨慕琦在1941年12月25日“黑色圣诞节”向日军无条件投降，沦为战俘。他在战时先后被监禁于香港半岛酒店、台湾及沈阳，后期受尽非人折磨。二战在1945年8月结束后，杨慕琦没有立即复任港督，而香港事务则暂由军政府打理，直到他于翌年5月复任为止（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其时，《联合国宪章》对自治领问题做出了规定，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已独立，英国开始考虑殖民撤退的问题。然而，这个符合帝国撤退步骤的改革计划提交到英国殖民地部后迟迟没有回应。此时，香港问题已开始由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主导，帝国政治家们正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战局。香港的问题不是一个殖民撤退的问题，而是如何与未来庞大的中国保持关系的问题。继任港督葛洪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与大多数的英国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自治或独立，而是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因为香港永远不能宣布独立”（《葛量洪回忆录》，138、146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解放军勒马罗湖边时，英国人很快向新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认新中国，以继续保持香港殖民地，“杨慕琦计划”也由此搁浅。

1966年，港督戴麟趾（DavidTrench）又提出了改革市政局，希望建立“地方政府”，将教育、房屋、医疗、社会福利等内政事务交由市政府负责，并选举产生适当数量的议员参与管理。但该计划最终搁浅，因为1967年的反英抗议运动使英国人深刻意识到，任何民主化的改革都会使香港左派进入政权中，而香港的前途只能回归中国。面对这种局势，港英政府在抑制民主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在归还香港过程中获得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这个筹码就是培养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忠诚，塑造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识，使其与内地在身份认同上割裂开来，从而给香港回归制造困难。

戴麟趾（Sir David Clive Crosble Trench，1915年6月2日－1988年12月4日），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曾任西太平洋高级专员，1964年至1971年任第24任香港总督，任内香港工业长足发展，但期内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陆，香港亦受影响而爆发了六七暴动。暴动后，戴麟趾推出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如发展基建、小学六年义务教育等（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1967年2月，港英政府发表了“九龙骚乱调查报告书”，指出传统观念认为“香港仅是人和货物的转口港，人们在这里只工作一个时期即希望他徙”。这种“欠缺永久性和无所归属的感觉”，使得青年人产生了不安全感。为此，报告书建议“鼓励他们认为香港是他们的家乡”，同时加强各种宗亲、街坊会的活动，建立一项“更为广阔的忠贞信念的基础”。

然而，和共产党交过手的大英帝国深深意识到，要增加港人对英国人统治的香港的归属感，单靠暴力镇压、“赢心洗脑”工程和“行政吸纳政治”并不能完全取得港人的忠诚，要与左派争取群众基础，就必须解决群众面临的社会问题。于是，港英政府一改“统而不治”的殖民传统，采取积极干预政策，制定了大量保护工人福利的法律。尤其1971年麦理浩（Murray McLehose）出任港督后推行了全面的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屋改革。

麦理浩，（1917年10月16日－2000年5月27日），英国资深外交官及殖民地官员，1971年至1982年出任第25任香港总督，他的任期前后长达10年半，先后获四度续任，是香港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港督。麦理浩任内推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香港的社会面貌出现了深刻的改变。他的改革涉及房屋、廉洁、教育、医疗、福利、基础建设、交通、经济和社会各个范畴，十年建屋计划、开发新市镇、创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费教育、兴建地下铁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设，纷纷在他任内推出。这些政策不单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还进一步为殖民地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正面形象，同时也增强了香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图片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