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德瓦尔回忆说：“我们不仅向总理发送了那封信，还向印度人民党主席、内政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发送了那封信。很快，部长们的电话开始纷至沓来。当地媒体也报道了此事。到上午9点，印度人民党政府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职能部门都收到了坎德瓦尔的贸易游说团体的信，敦促他们不要与贝佐斯会面。

坎德瓦尔是莫迪的支持者

游说起了作用。在2020年1月的三天行程中，贝佐斯没有与任何一位部长或政府官员会面，据说莫迪的办公室也拒绝了他的预约。坎德瓦尔和印度贸易商联合会（CAIT）加倍努力，在贝佐斯演讲的德里会场附近安排了一次抗议活动。当这位身穿蓝色谢尔瓦尼大衣的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向座无虚席的礼堂鞠躬致意时，坎德瓦尔和几十名零售商高呼“亚马逊滚回去！”坎德瓦尔举着拳头，拿着话筒带头呼喊。

贝佐斯的此次印度之行的遭遇与前次访问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红地毯和莫迪的推特都没有了。这一次，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公开抨击了贝佐斯关于帮助小企业商人的10亿美元的承诺。

贝佐斯离开该国后不久，商务部长会见了坎德瓦尔。

20世纪初，坎德瓦尔家族在德里建立了自己的贸易行，并通过销售建材发家致富。在分治后的印度，当该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市场隔绝时，他们的业务是在印度还几乎没有进口产品时做进口贸易。坎德瓦尔说：“我们家族的人曾经什么都进口——扑克牌、钥匙链——因为这些东西当时在印度并不生产。

坎德瓦尔擅长政治作秀，他的特技表演使他受到当地媒体的青睐，这些媒体总是渴望得到他丰富多彩的评论。他已经成为电视上的一个常规话题人物。焚烧雕像和静坐是他战术的主要部分；他的推特也是如此，推特内容是对电子商务永无止境的蔑视。但他是“有关系”的，在一个靠山和血统起着重要作用的国家里，他继承的这些遗产为他打开了许多扇门。

印度的商人阶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由属于吠舍种姓的巴尼耶群体主导的。在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中，巴尼耶处于处理放贷、银行和商品交易的社会阶层。在莫卧儿统治时期，巴尼耶也融入进了重商的传统中。历史学家赛义德·阿里·纳迪姆·雷扎维（Syed Ali Nadeem Rezavi）写道：“没有任何交易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多年来，巴尼耶种姓在贸易行业常常取得成功，这使他们成为印度最强大的商业群体。许多著名的印度商业大亨——安巴尼家族（Ambanis）、伯拉斯家族（Birlas）、金德尔家族（Jindals）——都来自巴尼耶种姓，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投资产业都紧跟印度经济的发展轨迹，这也延续到了印度的互联网繁荣时期。

在成长过程中，坎德瓦尔一直都知道自己未来会加入家族企业，但他从未料到会来得这么快。1975年，当坎德瓦尔还是个少年时，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将国家置于长期的封锁状态之下，这种状态被称为“紧急状态”。在与邻国巴基斯坦的战争和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后，印度陷入了长达21个月的宪法权利暂停期，在这一时期内，甘地逮捕了数千名政治反对派。

坎德瓦尔的父亲和叔叔是家族企业的负责人，他们也是一个新兴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名为“印度人民同盟”（Jana Sangh），是印度民族主义民间自发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简称RSS）的政治部门。该组织因被指控传播社区仇恨而被多次取缔，但近年来，该组织已将自己重塑为一个右倾的青年组织。该运动在“紧急状态”期间转入了地下，坎德瓦尔的父亲最终被逮捕，在监狱里被整整折磨了两年。

坎德瓦尔在谈到他生命中的这段时期时仍会流泪。此时，他就失去了平时那兴致勃勃的神态，转而回想起青少年时期那段脆弱的回忆。他记得有一次去监狱，他的父亲告诉他：“虽然我知道你还是个孩子，但你的肩上有责任。你必须定期去办公室帮你叔叔。”

这位商人的政治立场是在“紧急状态”下的不确定性中形成的——他父亲加入的印度人民同盟最终成为人民党。坎德瓦尔说他对人民党的忠诚已经超出了只是为它投票的范围。“这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是因为意识形态而紧密相连在一起的。”坎德瓦尔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学生部工作，与那些后来成为莫迪内部成员的人混在一起。在那时，他就有宣传方面的才能，他为了学生团体而到处奔走寻找媒体关系，撰写新闻稿，并把稿子交给媒体机构的编辑。

莫迪2014年的压倒性胜利让坎德瓦尔感到很振奋。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崛起，而他自己作为贸易领袖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尽管他们有共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莫迪将外国投资引入印度的愿望使坎德瓦尔与印度人民党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分歧。坎德瓦尔认为，增加福利和关注印度本国的零售和贸易才是前进的方向。

根据政治学家和作家维奈·西塔帕蒂（Vinay Sitapati）的说法，印度教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并没有意识形态的观点。”虽然民族主义的政治学说要求组织和团结起印度教社会，建立一个固定的票仓，但西塔帕蒂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治理和外交政策问题上的观点都比较模糊。印度的大部分现代历史都是采取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在莫迪执政前，一直都是国大党主政印度。这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最终导致1991年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促使印度逐渐尝试开放自由贸易。

印度人民党的一些派别强烈反对90年代初的改革。意识形态的真空导致“在过去的50—60年里，印度人民党的各个领导人对经济的看法都各不相同，”西塔帕蒂说，“而且这些看法都是相互矛盾的。”莫迪甚至早在登上总理职位之前，就坚定地站在了改革阵营之中。他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邀请了大型外国企业在古吉拉特邦建立制造业，这常常被认为是改变了古吉拉特邦。在他的带领下，今天的印度人民党对市场导向的经济充满了热情。除了偶尔摆出自力更生的姿态外，莫迪的政策总体来看是欢迎私有化和外国投资的。

“印度人民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政治意识，即如果它在经济上（而非社会上）被视为印度的一个右翼政党，那就不利于赢得选举，”西塔帕提说。像坎德瓦尔这样的上层种姓商人“由于历史原因仍在施加一些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转化为保护主义政策。”

这让坎德瓦尔和印度贸易商联合会处于一场很别扭的战斗之中。这场战斗让他们站到了莫迪的经济政策的对立面。该游说团体——包括坎德瓦尔——在2018就年崭露头角，当时他们威胁要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示威，反对沃尔玛以160亿美元收购印度电商巨头Flipkart的多数股权。他们称这笔交易是零售业的“毒瘤”，并游说监管机构对这项收购进行审查，但莫迪政府、工商部以及印度竞争委员会还是促成了这项交易。自被收购以来，Flipkart的用户已从1000万增至约1.08亿。随着亚马逊和Flipkart在印度的扩张，零售市场的某些行业受到了特别大的冲击，包括个人电子产品的零售商。到2020年，印度每两部手机中就有一部是在网上销售的，这使实体零售商陷入困境。

对于像阿文德·库拉纳（Arvinder Khurana）这样的手机销售商来说，这种转变是残酷的。在电子商务流行之前，库拉纳说，“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吃饭，我们得一直站着卖东西。”但在2015年之后，当亚马逊和Flipkart开始在网上售卖独家智能手机型号，并搭配大力度的优惠折扣时，库拉纳这样的零售商完全无法与之竞争。库拉纳说：“我注意到，我的主要顾客的小孩们都来店里，但不买手机。”“他们会在我的店里看手机，然后在网上下单。”他说，在最廉价的智能手机中，有25款手机甚至不给线下商店授权销售。

零售商们争先恐后，扎堆在网上抢购，只为拿到独家库存。库拉纳描述说，店主们蹒跚着用30多张信用卡和身份证为自己的商店批量购买只能在网上下单的手机。但（更专业的）职业枪手是压死这些店主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根据全印度移动零售商协会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已有超过4万家手机店关门。库拉纳关闭了自己的三家门店，解雇了在那里工作的员工。他哀叹道，他们现在“用Uber开出租车，有些人在沙龙理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被逐出了这个行业。”

作为回应，印度当局已经逐渐开始对电商平台采取行动。2020年1月，也就是贝佐斯访问印度的那一周，印度的反垄断监管机构根据从新德里一个贸易集团那里接到的投诉，对亚马逊和Flipkart展开了正式调查。坎德瓦尔、库拉纳以及其他受影响的交易商称，平台通过大幅折扣和独家合作关系影响价格，尤其是在手机销售这方面，并通过帮助指定卖家与制造商达成交易，给予他们优惠待遇。

当记者联系到Rest of World新闻时，亚马逊印度区域的发言人拒绝置评。在今年4月的一份新闻稿中，该公司表示，有超过5万家线下零售商和社区商店在亚马逊平台上销售商品，自2020年1月以来，它为印度创造了近30万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