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电影：邓小平和改革开放

这部片子的第三部电影是关于更近的历史的，关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它引领我去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地方，包括中国第一个所有制改革的实验村。当时我在草稿里写，说2022年中国会占全球消费品的20%。

现在西方的公司已经翘首以盼要把东西卖给中国消费者了。

我们需要中国，但过去只是我们有一个不错的灵感然后中国来组装零件，是不是不久的将来这件事要倒过来了？

这是我八年前提出的问题。

但是八年前，这个问题对于西方人来说不是特别的有吸引力，当时普遍判断趋势是加州那群人设计未来，然后一切被拿到中国来组装。

当时都说未来在美国，在欧洲，西方人将会保持科技优势一段时间。我清晰地记得那时候我做这个电影的时候，见了一些杰出的德国工业家，“他们永远做不出我们这种滚珠轴承”，他们说得斩钉截铁。

美国人普遍相信中国人在科技领域永远无法创造。

创造的活在硅谷，中国只能是简单重复西方科技。早在八年前，当我看到重庆工厂生产的尖端产品时，我就很怀疑这种说法了。

我开始怀疑我的西方同胞是否过于自满了。

当我一如既往地，在哈佛或者其它地方，被告知说，“中国学生没有西方学生有创造力。是，他们工作时间更长，但他们没有原创思想”。我说不相信。

当时我旅行的其中一站是联想的研发部，就是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西方人在自欺欺人，中国很有可能在科创方面比肩美国，中国人已经到达了科学界的一些巅峰。

在《胜利与动荡》的时候，我同时还在思考西方人对中国怀有的模棱两可的态度。

一方面，西方的学界以及政界庆祝中国成功帮助3亿多人摆脱贫困；但与此同时，人们可以感受到西方世界潜在的一种心照不宣的渴望——中国将经历某种危机。

对此，西方有关学者已经研究了二十几年。

我真希望把过去二十余年中所有研究中国危机的文章换算成一枚比特币收入我囊中。而且毫无疑问，今年相关主题的研究更多了。

我在2011年曾说过，“中国的崛起令人望而生畏。”但是我们不妨想想如果中国经济失败了会是怎样一种场景。

2011年，我正着手写一篇有关“中美”的文章，其中心观点是我在2007年与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共同想到的，即中国与美国正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

”中国+美国”是世界经济的核心要素，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占有惊人的比重。这种共生经济关系成功帮助世界渡过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也恰恰体现了其价值。

我在《胜利与动荡》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论点是：西方世界在很多方面依赖于中国持续的成功，因此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自我毁灭。

在向西方观众介绍中国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醒他们，尽管中国目前的GDP与美国不相上下，但是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在IMF世界国家人均GDP排名中只排到73位，还处于相对贫穷的水平，这个排名在8年前比现在还要靠后。

当历史学家预测未来时，我不觉得他与常人相比有什么优势。但是历史的确有帮助，我相信你们也会同意，历史帮助我在预测中国未来之路的过程中取得了合理的结论，那就是在胜利的同时伴随着一些小小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