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还想简单地评论一下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大家都知道这是林毅夫教授的理论，这理论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关于地方政府的理论，而且也没对现有的几种地方政府理论给出它自己的评价。这样一来，它对产业政策的描述在相当程度上是空洞的。

大家都记得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这讨论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跟中国现实不完全符合，甚至我们可以说它不太切题。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产业政策，或者有没有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当中，问题的核心是产业政策能否有效。

在中国我们既有中央政府，又有地方政府，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有产业政策，地方政府也有产业政策，这是一个双层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叫它“双层产业政策”。那么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这两个产业政策未必是一致的。

用电动汽车举例。特斯拉是电动汽车，中国也有电动汽车，而且我们还有一种电动汽车叫低速电动车。山东省是生产低速电动车的一个大省，低速电动车很便宜，小几万块钱。特斯拉50、60万块钱，但是我2万块钱的也是电动汽车。那么对这种电动汽车产业政策，我们就能看到“双重产业政策”非常好玩的一个效果——

在中央层面，对这种产业发展是不鼓励的。到地方政府层面，就存在一种选择：你是跟着中央产业政策走，还是另辟蹊径？我们看到不同的省有不同的选择，某个省可能完全听从这种产业政策，那这种低速电动车在你这儿就没法发展；但是以山东省为代表的省份，没有完全跟随这政策，自己奉行另外一套产业政策，所以它现在是低速电动车的大省。

这故事是非常有趣的。中央来一套产业政策，地方政府马上有选择，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我们是不同的产业政策在竞争。针对一个部门的产业政策，在地方政府这个层面它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他们在政策执行上在相互竞争，然后由此决定具体的产业政策是有效，还是没效。

经济学家总是试图用一些既有的理论来理解中国实际，但中国的经济模式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些原有理论框架所能设想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没有从某一个现成的理论版本出发来做事情。

比如小平同志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搞了几十年，现在还不清楚。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解除对实践的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然后又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我们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小平认识到，要真正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是不能逾越的一个选择，所以从此找到了一条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这么一条道路。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包括习总书记也这么讲，改革是一场社会革命。把这话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话比较，很相像：毛主席当时直接谈我们就是革命，革命是为了摧毁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障碍是“三座大山”；从小平到习总书记的表述，改革同样是一场社会革命，变革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和解放制度障碍，且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永远是进行时。

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说从小平以来到今天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巨大发展。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GDP总量这个巨大成就——我们不仅超越了日本，而且接近达到美国的百分之六七十。这些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去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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