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国共两军打仗，除了看热闹，你们有没有注意过为什么共产党军队会赢？当然，除了纯粹军事的原因，其实还可以找制度的原因，看共产党是怎么指挥军队的，它的制度是什么。

我记得周总理当时有一句话，他说“你看，我们中央虽然在延安，实际上我们在延安指挥各大军区作战。中央第一没钱，第二也没军队，那我们怎么指挥呢？我们靠发电报。”所以你看，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一个高度分权的体制，什么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个军区的独立自主性非常强。看林彪跟毛主席的电报或者粟裕跟毛主席的电报，你会看到前线的自主性是非常大的，经常不听中央命令，中央有时候事后承认你们是对的。

蒋介石不一样。蒋介石有时候会指挥到前线的一个团长、营长，这是一个非常僵化的体制，是高度集中化的体制。所以它跟共产党的军队比起来，不如共产党的军队这套体制灵活，后者是一个集中和分权结合的体制。

前苏联为什么经济改革没有走上成功，很大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它没法分权，没有分权就没有改革。最后只能来一个休克疗法，而且休克不是疗法，光有休克没有疗法。因此苏联经济那时候是一个急剧的滑坡。

中国到解放以后，毛主席写过《论十大关系》，其中一大关系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建国初我们曾经有大区体制，比如上海当时是华东局，当然后来撤销了，这体制是从解放战争中留下来的。虽然后来尽管撤销了，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相对来讲一直还是有点灵活的，这决定了后来我们中国改革的进步——放权，向谁放权？向地方政府放权。

当然，到最后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它已不光是在中央向省一级政府放权，而是省再往市，市再向县，所以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是以县为单位基础的一个竞争。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竞争画面：一个县级市——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苏州的昆山市，它是县级市——它的GDP可以超过一个省会城市的GDP。也就是说，一个地级市未必一定要跟地级市竞争。所以现在经常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把广东的GDP跟某一个国家相比。这是中国经济非常生动活泼的一个景象，它带来了非常多的变化。

回到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我们说这个理论有贡献，但是也有缺点。为什么有缺点？因为它对政府行为的解释，失之狭窄。为什么说“失之狭窄”？因为它认为在中国的改革当中，政府的作用仅仅是界定产权、监督合同的履行等等，这个作用非常有限。但实际上在中国的经济当中，地方政府的作用比这个要大得多。

比如我是安徽人，我经常喜欢讲一个故事，就是奇瑞汽车。

在奇瑞汽车以前，中国汽车有三大业：德国的桑塔纳，这是大众汽车；跟长春合作那个叫捷达，两家都是大众；还有一个法国的叫富康，富康是两厢小车。当时我们学开车都学那个，那车开起来很痛苦，车很小，卖得很贵，桑塔纳最贵能卖到近20万。你今天一看这车质量是非常低劣的，它能卖那么贵，所以可以想象德国人拿了多少垄断利润。

奇瑞汽车是安徽省政府和芜湖市政府投资做的一个项目。随着奇瑞汽车和其他自主品牌汽车入市以后，你会看到汽车价格马上就开始下降了。在这情况下，政府起什么作用？它绝对不仅仅是监督合同的履行或者界定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直接扮演了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

所以企业家绝不仅仅是像马云这样的个人，它可以是一个组织，比如说地方政府。如果从这角度来看，现有的中国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虽然有它们各自的贡献，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