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野谦次研究室对中国人遗骨的研究

京都大学所藏的“清野收藏”清单中，对中国人的遗骨亦有如下记载：

原伪满洲国金州城外·小北山（辽代古坟人骨）3例　第192号～第193号

原伪满洲国海城附近（现代中国人骨）1例　第785号

原关东州貔子窝管内·碧流河会（周末时代人骨）4例　第786号―第788号、第795号

原关东州旅顺管内·方家屯、牧羊城（汉代古坟人骨）10例　第813号―第822号

原关东州旅顺管内·尹家屯（汉代古坟人骨）18例　第885号―第902号

原关东州营城子（积石冢）1例　第910号

原伪满洲国热河省砖墓　1例　第910号

原伪满洲国热河省赤峰郊外·红山后古坟　48例　第1332号―第1379号

原伪满洲国抚顺地方现代中国人骨　37例（第917号―第953号）

内蒙古多伦淖尔（喇嘛庙）数例　第848号

中国张家口·元宝山洞窟　数例　第848号

中国宣化县下花园驿北方台地（瓮棺）1例　第875号

中国新疆省吐鲁番·喀喇和卓（高昌人骨及维吾尔人骨）2例　第840号、第841号[49]

伪满洲国与日俄战争后成为日本租借地的关东州，皆为日本帝国主义自中国所夺之地。京大研究者利用殖民地不平等的人际权力关系攫取中国人遗骨，至今仍由京都大学保管。

清野研究室的研究者围绕中国人遗骨撰写了如下论文：

① 清野谦次〈满洲国貔子窝遗址出土之石器时代人骨〉（《民族》第3卷第4号），1928年

② 清野谦次·金关丈夫·平井隆〈关东州貔子窝遗址所发掘之人骨〉（《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貔子窝》），1928年

③ 清野谦次·宫本博人〈满洲金州城外小北山发现之辽时代头盖骨〉（《东洋医学杂志》第1卷第2号），1923年

④ 平井隆〈于满洲海域域外发掘之一满洲人头盖骨〉（《金泽医大·十全会杂志》第33卷第6号），〔年未标；依原载保留〕

⑤ 关政则〈自旅顺牧羊城址以东丘陵出土、伴随铁包丁之股骨〉（《人类学杂志》第46卷第3号），1931年

⑥ 三宅宗悦〈辽东砖墓人骨的拔牙例〉（《人类学杂志》第46卷第6号），1931年

⑦ 清野谦次·金关丈夫·关政则〈牧羊城附近古墓发现之人骨〉（《牧羊城》，《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二册），1931年

⑧ 喜々津恭胤〈一具称为“维吾尔人”之头盖骨〉（《人类学杂志》第46卷第4附录），1931年

⑨ 清野谦次·喜々津恭胤〈称为“维吾尔人”之头盖骨的人种学观察〉（《人类学杂志》第46卷第8附录），1931年

⑩ 清野谦次〈满洲古代居民之体质、疾病及风习〉（《满洲医学杂志》第19卷第2号），1933年

11 难波光重·吉见恒雄〈奉天中国人头盖骨之研究〉（《人类学杂志》第52卷第3附录），1937年

12 三宅宗悦·吉见恒雄·难波光重〈满洲国热河省赤峰红山后石槨人骨的人类学研究〉（《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6册《赤峰红山后》），1938年

13 真冈龟四郎·难波光重·伊藤那华男〈满洲国人鸦片中毒患者之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学杂志》第52卷第11?12号），1937年

14 难波光重〈满洲国人之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学杂志》第52卷第10号、第53卷第9号），1938年、1939年[50]

由“清野收藏”清单所记之中国人遗骨可见，其确已被作为实际调查对象，并据此形成以统治殖民地民族为目标的研究论文。京都大学既未就自身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进行反省，亦未将遗骨归还旧殖民地，而是延续至今仍行保管。京都大学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迄今未断。

以上述①文之作者清野谦次为例，其称：所调查之第1号、第2号人骨，出自“满洲国”碧流河会三岛子，并附有随葬品；第3号人骨则发掘自“满洲国”东老滩台地。[51]

清野并指称：“貔子窝石器时代人所遗之遗物，虽属幼稚，然于后世之高级中华文化实有其先驱之处；同理，貔子窝人骨虽属未开，然其一部分所具之体质，亦可见诸高级文化人，殊堪兴趣。”[52]

清野对貔子窝遗骨与奉天沙锅屯、河南仰韶村等处所见遗骨进行了比较研究，亦将貔子窝遗骨与“现代北部中国人”及“现代朝鲜人”遗骨进行比较。[53]由此可见，日本军东进所及、被纳为日本殖民地之地域，其遗骨遭掠夺并被用作研究材料；而“日本人研究者”遂据以裁定东亚之历史与文化，并力图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学术正当化。

关于③项所涉遗骨，清野论述称：此骨为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小川琢治教授于1916年5月所发掘，其中一例为完整之头盖骨，随葬品由京大考古学教室收藏，年代约在辽代前后。要阐明“日本石器时代人种论”，必须调查日本石器时代与古坟时代、居于近日本之东亚大陆“人民之骨骼”。[54]

亦即，通过比较日本石器时代与古坟时代之大陆居民骨骼与“日本人”骨骼，以明“日本人”骨骼之“独特性”及自大陆诸民所受之身体性影响。其研究宗旨在于“日本人起源论”，且此一主题之研究迄今仍以不同方法持续推进。

1937年1月，清野奉日本政府外务省之命，以“北支文化工作”为由，在中国北部对自周口店洞窟发掘之“北京中国类人猿”实施调查。清野确认该遗骨有数具。迄此前述“北京猿人”为美中联合于周口店发掘所得。[55] 北京之洛克菲勒医学校解剖学教室保存有猿人遗骨；仅完整头盖骨即发现7具，牙齿近200枚。优良状态标本配有石膏模型；清野于1936年获当年研究该遗骨之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提供模型。[56]

清野所受之“北京猿人”石膏模型，极可能至今仍存京都大学。清野提出“日本猿人论”，认为与“北京猿人”同类之“猿人”亦存在于日本；其调查“北京猿人”，显系为与其所设之“日本猿人”相互比较。迄今，“北京猿人”原件骨骼已在太平洋战争之中佚失。

关于研究中国人遗骨之意义，清野称：吾人着手中国人遗骨研究之时，尚在“满洲国”建国之前。日本于大陆之势力尚属微弱；除“关东州”之外，诸地“匪贼”横行，发掘殊为艰难。然吾人与滨田青陵（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原田淑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等协同，在东亚考古学会之援助下，于大陆各遗址施行发掘。自石器时代至汉代，所发掘之“古人骨”数量可观，且已展开调查。首先发掘“关东州貔子窝石器时代遗址”，并于1928年报告其测量结果。1931年又报告“牧羊城遗址之汉代古人骨”，1933年报告“南山里古坟之汉代人骨”，1938年报告“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人骨”。然而，为与“日本石器时代人骨”进行比较，“材料”仍显著不足。“然而今幸国运昌隆，不但得以在满蒙之地轻易行发掘，且至于能遍及大东亚共荣圈之全地域以施探究。此诚日本学术之可贺也。”[57]

2018年12月，要求返还遗骨的琉球王室后人 朝日新闻

综上，清野与京、东两大学者在中国境内实施对中国人遗骨之发掘、调查与报告。此意味着日本军对华殖民统治地域之扩张，使得在其军事庇护下的调查活动得以进行。日本学术界遂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之扩张并行不悖，扩张其研究对象地域；其研究成果以服务日本军之殖民统治政策之形成与执行为前提。于清野而言，中国人、琉球人、阿伊努之遗骨，皆为证明其“日本原人论”所必需。为确立“作为指导民族之日本人”，遂盗掘中国人遗骨而加以研究。通过研究殖民地居民，阐明其特性与来历、民族间之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各民族劳动力利用之可能等，意在促进日帝殖民统治之顺畅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