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从中国盗掘的遗骨与文物

1933年2月至5月实施的“热河作战”（长城抗战）之后，日本军队自张学良之手夺取了内蒙古的热河省，并将该地区并入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人”对大陆的侵略，研究者主导的“殖民地考古学资料”盗掘亦随之展开。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辽东半岛在地缘政治上亦属要冲，被界定为“东北亚文明”的十字路口。[21]

自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在获得伪满洲国权益的日本军支持下，1933、1934年于东京城，1936年于赤峰红山，1937年于元上都相继开展发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爆发的中日战争使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进入日本的控制之下，随后，1939年于北魏平城址、1940年于邯郸赵王陵等地（山西、河北）的调查亦陆续进行。由东亚考古学会主导的一系列发掘，至赤峰红山后遗址为止均获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经费资助。由水野清一（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战后任京都大学教授）与长广敏郎（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战后任京都大学教授）主持，1936年对南北响堂山与龙门石窟实施调查，1938年至1944年对云冈加以调查，上述诸调查皆以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经费执行。北沙城与阳高汉墓的发掘、以及云冈石窟调查，与中日战争后日军占领区扩展至内蒙古、河北省、山西省等地相互关联。[22]

1933年由金关丈夫与三宅宗悦等实施的羊头洼遗址调查，是该地区最早的系统性史前贝冢调查。[23]金关于1929年在冲绳岛与濑长岛、三宅于1933到1935年在奄美诸岛与冲绳岛盗掘琉球人与奄美人的遗骨，而在同一时期，两人亦在中国进行遗骨与文物的盗掘。

位于东北亚枢纽位置的辽东半岛，被日本研究者视为“游牧型北方青铜器文化系”与“农耕型殷周青铜器文化系”的交错地带，就揭示东北亚的史前与古代史而言具有极高重要性，同时对重建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内的东北亚历史亦具有关键意义。[24]自战前以迄今日，日本学界经久不衰的“日本人起源论”研究，为阐明“日本人”来历而掠夺遗骨与文物的做法，在中国与琉球皆如出一辙。

中国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与内蒙古自治区所在区域称作中国东北地区，伪满洲国即设立于此。该地考古调查自1910年起由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青陵（滨田耕作）正式推进。[25]

在日本帝国殖民地——朝鲜，日本考古学者主导的文物发掘亦甚为活跃。1931年成立的“朝鲜古迹研究会”，承担总督府体系内古迹宝物的调查研究职能，作为外围机构在研究员与发掘经费方面支援总督府的事业。其运作基金来自日本学术振兴会等补助，且由总督府政务总监出任理事长。[26]

朝鲜古迹研究会与东亚考古学会（1925年由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青陵与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为中心创立）皆以“助成金”、“补助金”与“下赐金”（皇室提供之资金）运作，其背后始终有政府介入，而直接参与两会运作者，则为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与帝室博物馆之“官”（日本帝国政府系统）的考古学者。[27]

在伪满洲国，国务院民生部（文教部）、各省及其博物馆、东亚考古学会、满蒙学术调查研究团、满日文化协会、日本学术振兴会等，以身为日本“官”的学者为中心组织的调查团开展考古调查。1940年，满日文化协会委托池内宏调查抚顺境内之高句丽北关山城址；池内在“满洲国”的调查获得三宅宗悦等人的协助。[28]

三宅宗悦在1930年代于奄美诸岛盗掘约360具遗骨，随后转赴冲绳岛，“获得”约80具“古人骨”。在2018年12月提起的“寻求返还琉球民族遗骨诉讼案”中，京都大学承认三宅不仅自百按司墓收集遗骨，亦自本部町渡久地收集39具琉球人遗骨，迄今仍保存于校内。

1938年，三宅辞任京都帝国大学职务，将研究据点迁至满洲国立中央博物馆；其在满洲亦从事遗骨之“收集”，并称：“京城帝国大学解剖学教室的今村丰教授自昭和九年起开展满洲境内及蒙古居民的人类学研究，尤成功收集蒙古人骨骼逾二百例。”[29]

以金关丈夫为中心，台北帝国大学亦进行以台北为据点之遗骨“收集”。在伪满洲国，京城帝国大学研究者亦积极“收集”遗骨。京城帝国大学战后改制为首尔大学，然其所藏遗骨据称已不知所踪。[30]

1929年12月中国学者发现的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模型。1941年12月，重庆政府委托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化石原件运往美国躲避战火，但陆战队行至秦皇岛被日军俘虏，化石原件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北京青年报

三宅指出“人骨”研究之意义在于：“要阐明满洲古代居民之人种归属，首须获取当时居民之骨骼并作人类学研究。为切中要害，较之五例十例，更当尽量多收集五十例。研究结果始能明确满洲古代居民之体质特征，并由与周边古人骨及现代人骨骼之比较判定其人种归属。为此，自石器时代、金石并用期、汉、高句丽、渤海、辽、金、元、明、清等各时期之人骨，皆须自满洲各地收集一定数量。（中略）与其任其（骨骼）为无知村民毁坏、打折、弃置，不若主动发掘并施学术调查。阐明古代文化与古代居民，终究是近代国家应为之一大职责。”[31]

其认识在于：自伪满洲国之广阔地域、跨越各个年代尽可能大量收集骨骼，遂可进行“人种”分类。他并力称，与其任骨骼遭“无知村人”毁弃，不若掘墓取骨以阐明“古代文化与居民”；此类调查属近代国家之义务。此种思路，与当下日本体质人类学者在强调人骨研究的社会意义并将其特权化时常见之论述，并无二致。

关于体质人类学调查与优生思想之关系，三宅又谓：“在如伪满洲国这般五族须和衷共处之地，作为国家事业，有必要对今日居民之根本体质及文化施以调查，以备将来。日本近年重视国民体位下降之问题，若早先即行全国性人类学调查并关注体位变迁，或可更早获得良好指针，避免今日体位下降。（中略）自日本、朝鲜以及自河北、山东等地迁入满洲者，将因定居而在将来呈现何种体质变化，亦应加以考究；同时，各民族间之混血研究亦不可等闲。为此，须先在全地域推进基础性体质调查，并于今后若干年为周期，延续至百年乃至数百年。（中略）人种研究需更为纯粹之对象。就满洲而言，宜有充足准备，以明示：此地居住此种人，其骨骼呈现何种特征。（中略）仍以专业家之彻底调查为佳。调查之完成与成果之运用，方能使善政遍及诸民族，成就真正之王道乐土。（中略）满洲在人类学领域待为之事殊多，而从事其研究者几希。因之，一策在于由国家设立关于满洲民族体质与文化之调查机构。彼处宜就自古及今之居民体质变迁施以调查，以备民族发展之需；又由探求古代文化以知其与今日文化之关联，从而谋求未来文化之跃升；并由土俗之调查与采集，使其不致湮灭久远；又由社会制度之调查，以知切合现状之政治渊源，诸般工作皆当为之。”[32]

换言之，三宅认为，为落实伪满洲国这一日本帝国傀儡国家所鼓吹之“五族协和”意识形态，必须以优生思想为基础，将体质人类学调查上升为国家事业。通过体位调查、体质变迁与混血研究、“人种”分类等优生学式人种学，方可将伪满洲国塑造成近代国家、“王道乐土”。在此基础上，三宅与金关丈夫一样，主张设立“满洲民族之体质与文化调查机构”这一“知识帝国主义”的据点，其中之一即在前节所论“西北研究所”得以实现。

由满日文化协会主办、华尔曼主持之辽三陵（圣宗、兴宗、道宗）调查，系由京都帝国大学研究者执行。设于日本帝国租借地关东州之旅顺博物馆，则由岛田贞彦（曾任京都帝大考古学教室助手、讲师）担任主事，扮演促进日本与伪满洲国考古交流之关键角色。[33]“关东都督府满蒙博物馆”（1917年创立）为其前身，“关东厅博物馆”（1919年创立）于1934年改称“旅顺博物馆”。作为滨田青陵（滨田耕作）的“忠实助手”，岛田以“旅顺博物馆”为活动据点，直至日本投降始终在当地从事研究。[34]

作为设置于伪满洲国的日帝殖民地博物馆，旅顺博物馆中，京大研究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蒙疆地区的考古调查中，尤以云冈石窟之调查最为引人注目。1938—1944年间，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核心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者实施该项调查。二人亦于1936年调查了响堂山与龙门石窟。响堂山之调查“有巡警持续护卫”；在洛阳之调查则是在“治安并不完善，且官宪倾向反日”的情势下进行。龙门调查时，“有数名骑自行车之警官陪同，兼为护卫与监视”。[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