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京大研究者在殖民地中国实施的考古调查在警方护卫下进行，而中国人的遗骨与文物即在其中遭劫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与日本军队作战，亦将作为“学术侵略—掠夺”的日本研究者纳入斗争对象。

下面考察曾以京都帝国大学助教授身份参与中国考古调查的梅原末治。海原（译注：应作“梅原”之自称或同时代记述者之记述，依原文保留）记曰：“支那事変之冬，于南京整理著名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调查之河南安阳殷墟殷墓等夥多出土品，并将之移管国民政府方面（中略）。在南京处理弃置遗物期间，吾等亦于郊外雨花台发掘调查六朝时期之墓群。此等墓葬与当时印度支那东京—安南北部地域所见者同类，呈长条形平面、半圆筒形拱顶结构。其中一座尚存原状葬式与随葬品；由其施釉陶器，可获关于中国青瓷发展之新见。”[36]在“南京大屠杀”（约30万中国人被日本军屠杀）发生的南京，梅原在日本军保护下进行“出土品整理”，并发掘六朝墓葬、掠取随葬品。

梅原又谓：“与南京之调查相比，事变以后实施之更为积极且规模宏大的考古学的‘工作’，当属对山西省云冈石窟寺之彻底调查与保存事业。”[37]可见其自我定位即为“考古学的工作”。此处之“工作”，即作为对日本帝国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学术性贡献之活动。自1920年代后期起，“工作”一词频见于日本报刊，且逐渐带有军事色彩，并衍生出“幕后工作”“秘密工作”“间谍工作”等含义，意指在“背地里、暗中”实施之举。[38]也就是说，梅原等人将考古调查作为军事活动之一环，在中国人大规模遭屠杀之际，以“幕后”“秘密工作”的方式推进。

2024年7月27日，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在东京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和清算侵华战争期间的文化侵略罪行，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中新社

1937年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帝国政府所鼓吹之“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观念渗入日本考古学界。以帝国大学考古学者为中枢的东亚考古学会、东方考古学协会纷纷组织化；“满洲”与东亚考古学会／日满文化协会，“朝鲜”与朝鲜古迹研究会，“满洲—朝鲜”与日本学术振兴会，作为组织体，与“殖民地考古学”直接相连，进而与“大东亚共荣圈的考古学”相互勾连。在“蒙疆”亦复如是。此类“考古学的工作”所需经费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宫内省、日本学术振兴会等支出，构成国策之一翼。[39]

山西省云冈石窟寺以北魏时代佛教艺术精粹闻名。自“支那事变”后，日本军队出动兵力，为“古美术之盗掘”布置“万全之策”，并协助日本研究者进行调查。1938年起扩大调查规模，至1944年已完成近半数区域之调查。该项调查作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之事业，在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与“蒙疆自治政府”支持下，由水野清一指挥监理。[40]

1941年，于蒙疆地区万安的汉代古墓群实施发掘；1942年与1944年对阳高古坟群之发掘调查由水野清一等人参与。万安之墓室内并置一男一女两具棺木，其中存放汉代青铜器、铜镜、漆器与玉器；阳高古坟群同样葬有双棺。借由木乃伊化遗骸，可分析其时代之葬制。副葬品亦极为丰富，发掘动员之“雇工”累计约三千人次。[41]

京都大学所藏“清野收藏”亦包括大量中国人遗骨。其中数量最多者，来自“赤峰红山后古坟”之盗掘遗骨。“清野收藏”清单载明：“原伪满洲国热河省赤峰郊外红山后古坟，48例，第1332号—第1379号”。[42]

1935年，东亚考古学会对热河省赤峰县红山后史前遗址实施调查，发掘出金石并用时代之居址与墓地、以及出土新石器时代彩陶之居址。此项调查被称为“为启迪东亚史前文化奠立坚实基石”。该调查由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滨田耕作统筹，旅顺博物馆主事岛田贞彦、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讲师三宅宗悦、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教室赤堀英三、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水野清一、满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三上次男等参与。发掘结束后，将遗物运往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教室；滨田与水野整理研究后出版《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史前遗迹》。调查期间，获当地机构“诸多便利与警护”。另由日本政府“赤峰代理领事”牟田哲二在当地收集之大量陶器、石器、青铜器与骨器等，于1933年转赠予当年前来考察之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助教授上治寅次郎，上治随即将其运抵该校文学部考古学教室。[43]

在总长滨田的主导下，众多京大研究者参与之“赤峰县红山后史前遗址”发掘，已成为镌刻在“京大帝国主义”史册中的“考古学的工作”。由于发掘系在日本侵略进程中进行，因此离不开当地机构之“各种便利与警护”。发掘所得，以及由日本政府外交官转赠之遗物与遗骨，皆被运往京都帝国大学。直至今日，日本军占领时期劫夺之中国人遗骨与遗物仍由京都大学予以保管。

发掘实施概况如下：于第一峰南侧鞍部发现史前墓地。京大研究者自鞍部至第一、第二峰东侧台地采集大量陶器与石器，并拾获铜斧范铸件残片。[44]在红山最高峰北坡（N地点），发现石槨墓遭乱掘，并采集陶器、石器；其中两件赤色磨光陶罐得以复原为完形。发掘首日采集到若干骨骼碎片，其中两例保存完好；另发掘出两具不完整遗骨，并于其中一具旁取得两枚子安贝垂饰。[45]

自第1号墓至第26号墓的发掘，所见遗骨与随葬品如下：

“第1号墓：人骨保存良好，为壮年女性。出土骨器、小玉17枚、小玉1枚（疑为误植，依原载保留）、犬与猪之骨；第2号墓：熟年男性；第3号墓：完整人骨，壮年男性，陶罐、石斧、骨镞4枚；第4号墓：完整熟年女性遗骸，小玉（项饰）227枚，犬骨；第5号墓：儿童颅骨与下颌骨，陶罐1；第6号墓：儿童颅骨、四肢骨，陶罐1，小玉12枚，鹿骨；第7号墓：壮年女性，圆钮1枚，小玉（缺数）；第8号墓：青年男性；第9号墓：青年女性；第10号墓：儿童颅骨；第11号墓：儿童，圆钮；第12号墓：儿童颅骨、骨镞二片、犬骨；第13号墓：完整儿童遗骸，赤色磨研陶器，羊骨；第14号墓：儿童；第15号墓：壮年男性，陶罐1，小玉2枚，犬骨；第16号墓：壮年男性，骨镞2枚，钵1；第17号墓：儿童，陶罐，羊骨；第18号墓：熟年男性，陶罐1，青铜铠一双，骨镞4枚，犊牛与犬骨；第19号墓：老年女性；第20号墓：青年女性；第21号墓：熟年男性；第22号墓：陶罐口沿部、玉器、骨镞5枚、青铜镞；第23号墓：熟年女性；第24号墓：儿童；第25号墓：熟年女性，陶罐1，器底，土制纺轮1，青铜铠1，小玉6枚，鹿骨；第26号墓：无出土”。[46]

自东亚考古学会创立以来，多次发掘在“关东州”与伪满洲国境内进行。在“关东州”，“貔子窝”“牧羊城”“南山里”等地之发掘，收集到石器时代与墓葬时代之“古人骨”，然“所见古人骨”数量有限，不足以把握其体质特征。红山后古坟发掘中，三宅宗悦参与并超额收集到大量骨骼；其结果“就重要之人种表征，亦可与周边诸人种及其古人骨进行比较，因而得以明确该地古人骨群之体质特征”。红山后古坟所采集“古人骨”合计52例，其中成人遗骨为男性24例、女性14例、性别不详1例，未成年13例。[47]

京都大学所藏“清野收藏”清单记为“原伪满洲国热河省赤峰郊外红山后古坟，48例”，则在发掘总数52例中，是否有4例已告散佚？

就上述“殖民地考古学的一次史料”的处置，研究此领域的宫本一夫指出：“现仍由日本各大学博物馆等收存的殖民地考古学一次史料，可谓日本大陆侵略的负面遗产；但另一方面，从当代学术水准出发对其再调查与再分析，仍具有充分价值。随着日中考古学交流之活跃，由此类资料产出新的学术成果，将有助于中国考古学之发展。更进一步，在复杂的国际情势下，此类资料亦能为东北亚历史复原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此等一次资料的再调查与再研究，可以视为日本研究者的职责之一。”[48]

在日本，虽有将“殖民地考古学的一次史料”视为“日本大陆侵略的负面遗产”的认识，然而就掠夺品的信息公开、返还与致歉，几乎未见实质性进展。此种现状与当今国际社会推动“大学去殖民化”、对“大学的帝国主义”进行总结与反省的潮流相距甚远。放眼全球，于殖民统治期、军事占领期被掠夺的遗骨与文物之返还，已蔚然成风。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备强大政治力量，完全有能力推动将其在“半殖民地”时代被日帝研究者非法夺取的祖先遗骨与文物返还。促成此类返还是以京都大学为首的日本大学与研究者之责任。与其由日本研究者处理，不如由中国研究者将“殖民地考古学的一次史料”归还原地并开展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