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制定这样一个长期经济战略时，美国的最佳合作伙伴很可能就是中国。中国渴望动用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美国进行更多投资。颇具影响力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亚当·波森已经指出，特朗普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 易摩擦导致 2018年美国的外国投资净流入几乎跌至谷底。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加强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区域经济合作，美国应该考虑加入这一倡议。目前加入该倡议的国家将欢迎美国加入，因为这将 有助于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简言之，有很多经济机会美国可以善加利用。正如波音和通用电气两家美国大企业从中国航空市场的爆炸式增长中获益一样，卡特彼勒和柏克德工程等公司也可以从“一带一路”地区的大规模建设中获益。不幸的是，美国意识形态上对国家主导经济政策的厌恶，将阻碍中美互利的长期经济合作和美国制定所需的产业战略。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面临着两个严峻的选择。第一，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其目前对中国的矛盾政策，一方面寻求加强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却切实地破坏双边关系？在经济方面，美国向来把中国当作经济伙伴，除了特朗普近年发动的贸易战；而在政治政策尤其是军事政策方面，美国大多数时候都将中国视为对手。第二，美国能否与中国并驾齐驱，制定出一个同样有效的长期战略来应对后者的崛起？简明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如果中国将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重点，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重点，那么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美国能否像中国一样在战略上严于律己，放弃对伊斯兰世界无谓的战争和对俄罗斯不必要的污蔑。

当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防预算是合理的。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防预算是否合理呢？如果美国固执己见，那么这不是给了中国战略借口吗？中国从苏联的解体中吸取了一个重要教训：必须先发展经济，再发展军事。因此，美国把钱浪费在不必要的军事开支上，实际上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如果美国最终改变对中国的战略思维，它就会发现，制定出一个既能遏制中国又能促进美国利益的战略是有可能的。2003年，克林顿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为这样的战略提供了思路。他的主要意思是，应对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唯一方法是建立多边规则和伙伴关系，对其进行遏制。例如，尽管中国对南海海域的珊瑚礁 和浅滩提出了主权要求，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使得中国无法主张南海为其内海。中国也有义务执行世界贸易组织对其不利的裁决。国际规则确实可以发挥作用。幸运的是，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仍然赞成加强美国创建的全球多边架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派遣的联合国维和人员超过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总和。因此，中美在多边场合有合作的机会。

为了抓住这个机会，美国决策者必须接受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中国（和印度）的回归势不可挡。为什么？因为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过去200年来，西方对全球商业的主导是一种反常现象。正如普华永道预测的那样，中国和印度将在 2050年或更早的时候恢复第一和第二的地位。

中印两国领导人都明白，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小小地球村里，面临着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许多新挑战。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印度本可以紧随其后，但两国都没有这么做。尽管两国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它们都决定做负责任的全球公民。或许，这可能是弄清楚中国是否会威胁到美国和世界的最佳途径。如果中国愿意接受多种全球规则和伙伴关系的约束，那么它很可能会保持一种不同的政体且这种政体并不会构成威胁。这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派应该考虑并为之努力的另一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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