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今的政治体制已经完美到无需任何改变。新疆问题仍然受到广泛关切。如今，中国国内也有许多呼吁改革的声音，例如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许纪霖。在《反思中国的崛起：自由主义批判（Rethinking China’s Rise: A Liberal Critique）一书中，王大为将许教授过去10年间撰写的8篇文章翻译成出色的英文。许教授对中国学者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尤其是批评他们过分关注民族国家，坚持中国与西方政治模式在文化和历史上有本质差别。他认为，这种对特殊性的过分强调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离，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天下”模式中，对外关系是一个普遍性的、开放的体系。他批评中国学术界同行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西方人创造的任何东西”全盘否定，相反，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是开放的。然而，即使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要求中国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相反，他认为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创建一种“新天下”模式：在内部秩序方面，“汉族和各少数民族 在法律与身份上相互平等，尊重和保护不同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与多样性”；在国际外部秩序上，“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国不分大国、小国，相互承认与尊重独立的主权，平等对待，和平共处”。

中国的政治制度理应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得比以前更加开放。比如，1980年，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所有中国普通居民都不能以个人游客身份出国旅游。但2018年，大约有1.34亿人出国旅游，而且这1.34亿人也自由地选择了从度假地回到中国。同样，数百万年轻的中国精英学子赴美留学，得以享受美国大学里的学术自由。而在2017年，有80%的中国留学生仍旧选择了回国。尽管问题依然存在：如果事情进展顺利，那么习近平主席为什么要对共产党员实施更严格的政治纪律？中国此前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也出现了腐败。习近平主席认为，这些趋势将阻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这些严峻挑战，他认为除了再次加强党中央领导，别无其他可行的选择。尽管如此（或者因为他这么做了），习近平主席仍然深受欢迎。

许多西方人对中国中央政府拥有的权力感到担忧，认为这是发生武装冲突的前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中国避免了无谓的战争。美国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两个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温和无害。中国则不同，中国与印度、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一些强大的民族主义邻国之间关系紧张。需要注意的是，自1988年中越两国之间发生短暂的海上冲突之后，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英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30年来从未与他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反观美国，即使在相对和平的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军方也在一年内向7个国家投下了2.6万枚炸弹。显然，中国人更懂得战略克制的艺术。

当然，有时中国似乎徘徊在战争的边缘。理查德·麦格雷戈的著作《亚洲审判日》（Asia’s Reckoning）集中讲述了二战后美、中、日三国间的战略关系，生动地记录了2012年以来中日之间的紧张时刻。201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声称将有争议的钓鱼岛“国有化”，此后中日两国的军舰一度在海上危险对峙。然而，尽管很多经验丰富的观察家预测中日两国可能将于2014年发生军事冲突，但实际上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生。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南海海域很有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全球每年1/5的海运都要经过这一地区，中国人在部分岛礁和浅滩上修建军事设施，以扩大对争议海域的主权范围。然而，与西方分析人士的结论相反，虽然在政治方面中国对待南海地区的态度无疑更加强硬，但在军事上并没有变得更加激进。像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些较小的海域竞争对手控制着南海海域的一些岛屿，中国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赶走，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在看那些有关“中国侵略”的陈词滥调时，不要忘了这一点：美国已经错过了缓和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的良机。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曾对我提到，2015年9月25日，在与奥巴马总统一起召开的联合编辑招待会上，中国领导人曾就南海问题向美方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认可东盟十国提出的一些声明，不仅如此，还表示尽管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部分礁石和浅滩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作业，但并不打算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搞军事化”。然而， 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合理建议无动于衷，甚至还加强了在南海的巡逻力度。作为回应，中国加快了在这些岛礁上建设防御工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