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军事外交上需要谨慎一样，中美在处理两国间的经济关系时同样需要谨慎。特朗普和他的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坚持认为，是与其他国家进行的不公平贸易导致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流经济学家同意这种论调。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指出：美国在全球的贸易逆差是由国内消费总量超出其国内产能导致的，因此，对低廉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不能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只能导致美国普通百姓难以负担许多生活必需品。

尽管如此，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还是为他赢得了美国主流的广泛支持。对此，中国其实也难辞其咎。长期以来，美国主流人物一直在抱怨中国的许多经济政策不符合公平贸易原则，但中国一直忽略了美方发出的日益强烈的误解和怨言。正如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在《红旗》（Red Flags）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美国强烈反对中国运用不公平政策来惩罚外国企业以利好本国公司。他建议美国通过诸如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方式，敦促中国在非政治敏感的商业领域和服务领域放宽市场准入。

马格努斯建议中美两国通过现有的一些机制进行对话，这远比特朗普的贸易战更加明智。如果特朗普只是抨击和谴责中国那些不符合贸易公平原则的经济政策，那么他将得到全世界的支持,而世界贸易组织也为此提供了许多途径。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不禁让中国和其他国家怀疑，其真实目的不仅是要消灭不公平的贸易，而且是要阻挠或破坏中国靠自身实力成为技术强国的长期计划。正如马丁·费尔德斯坦所言，美国当然有权利实施防止他国偷窃技术的政策，但是，美国不应以此为由，试图破坏中国的长期国家工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阻挠中国发展自己的电动汽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以跻身世界制造强国之列。

2015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费尔德斯坦和马格努斯都认为，要维持自身在航空航天和机器人等高科技产业中的霸主地位，美国政府应加大对高等教育和研发的投资，而不是诉诸关税措施。简言之，美国需要制定自己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相竞争。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领导人对于国家经济和民生的未来发展均更有远见。《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高铁建设等，都展示了中国正在努力成为全球先进的新兴制造业的有力竞争者。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开始强调未来绝不能再以制造不平等和牺牲环境等社会代价来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2017 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马格努斯以此预测，中国政府未来的执政重点将转移到 “改善环境、治理污染、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强社会安全网络建设”等方面。马格努斯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严峻挑战，但中国领导人至少已经开始想办法应对。美国也是时候这样做了。

然而，为了制定长期战略，美国需要解决其经济假设中的一个根本矛盾。大多数老练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让政府来主导产业政策不能发挥作用，因而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如果这一理念是正确的，那么特朗普的主要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就不应反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一计划由中国政府主导，旨在提升技术能力。莱特希泽应该坐视不管，任由中国的工业计划失败，就像苏联的经济计划一样。

然而，如果莱特希泽相信《中国制造2025》这一计划能够成功，那他就应该考虑到，美国应重新审视其意识形态假设，并像中国一样制定一个长期的综合经济战略，以便与中国抗衡。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德国也有这样一个战略，叫作“工业4.0”。在德国的战略中，政府的参与程度显然没有中国高，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所描述的那样，在中国版的产业政策中，国家扮演“重要角色……提供整体框架，利用金融和财政工具，支持创建制造业创新中心”。为什么美国不能制订一个与之匹敌的计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