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决议通过不久，有一天晚上我作了一个“噩梦”，我梦见满山遍野的红旗飘扬在台湾岛上。在此之前，国民党一直宣传，“共匪的统治是多么残暴”，这个“噩梦”表现了我潜意识中对共产党统治台湾所具有的“恐惧感”。我知道这只是个噩梦，是国民党长期恶意的宣传所造成的。一个统治中国全部大陆领土已超过二十年的政权，怎么可能是“非法”的呢？我的理智是这样告诉我的。

一方面感情上对共产党还残存着恐惧感，另一方面又知道共产党统治有其合法性，我必须解决这个矛盾。从1971年到1992年（这一年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成为公开的统派）这二十多年期间，我内心存在不为人知的心理挣扎，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我怎么作一个中国人？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因为我不只对中国古代史有兴趣，同时我也极为关切中国现代史。我高中读的是建国中学，建国中学的隔壁就是牯岭街旧书摊，我常到那里买旧书。那时候有一本杂志叫《传记文学》，每期都会刊载国民党重要人物，如西北军将领刘汝明、蒋介石文胆陶希圣等人的回忆录。过期杂志便宜得多，我不知道买了多少。透过《传记文学》及其他一些杂书，我高中时代已累积了许多的现代史知识，这些知识和国民党教给我的现代史并不完全相合，日子久了，我也会怀疑国民党告诉我的那些历史。到了1971年这个关键时刻，我从读过期杂志和旧书所累积的历史知识就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

从此以后，我就有意识的对比各种书中有关国、共两党充满矛盾的各种叙述。最关键的时刻是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到蒋介石的“清党”，真是异说纷云，让人无所适从。当时国民党官方出了一本《从容共到清党》的“名著”，我一再的翻阅，就是无法理清头绪，连基本的是非都无法判断。现在再加上1971年联合国所通过的有关中国代表权的决议，我终于知道：必须弄清楚国、共关系，必须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谁能代表中国，有一个是非判断，才能确定“我是中国人”这一句话的真正意义。

1971年到1983年我从硕士读到博士，研究对象都是唐诗，但我主要的业余精力却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是否应该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我只能抛弃“中华民国”。这十几年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没有任何一个朋友了解我内心在想什么。

因为在当时，这是一个攸关生死的问题。在1987年国民党解除戒严令之前，如果你敢于宣称你认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你就是“叛乱犯”了，至少要抓到绿岛关十年，严重的话还会被判死刑。

譬如，就在1971年，成功大学破获了一个“共产党案”，因为有一群大学生组织了读书会，“研究”毛泽东思想。他们买了叶青──即任卓宣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只阅读书中大量引述的毛泽东的文字，而完全不理叶青所写的“批判”。其中的主犯吴荣元（现任台湾劳动党主席，是著名的统派）最初被判死刑，后来改判无期，最后减刑释放。1977年，还有一个“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从案名就可以知道也是亲共的。这一次因为蒋经国下令缩小打击范围，只有三个人被判重刑，后来也都减刑出狱。

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后，先后认识了这两群人中的几个。我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是一群人，彼此交换读物，而且有了初步的组织，对大陆的社会主义相当向往。我是一个人默默读书，默默思考，而且考虑的主要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途，虽然读过一些国、共斗争时的书籍，但对共产党还没有深入的理解，那时候我主要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信徒。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后，认识了不少1950年代被捕的中共地下党人，才开始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的革命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这条路？”

中国统一联盟游行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生性内向，只喜欢读书，不善于交朋友。如果我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也许就会卷入“成大共产党案”、“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及其他类似的小团体，最后被判刑，无法完成学业。我家一直非常贫困，我又是独子（因为父亲一辈子好赌，我知道将来全家的生计只能靠我），因此我全心全意的读自己的书，不参加活动。我就这样读到博士，找到大学教职，并且在研究上得到学界初步的肯定。

因为有了这些条件，解严之后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就没有了政治上的危险性（起码已经没有叛乱犯了）。在统一联盟的盟员中，属于“成大共产党案”、“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的人，或者和我同一个世代（如成大共产党案），或者比我小几岁（如人民解放阵线案）。和他们比起来，我是比较特殊的，我已经有了学术地位，有了不错的专职，而那两案的涉案者根本就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坐牢出来后都要为生活奔波，比我辛苦多了。我比他们幸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