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正惠】

我生长在台湾嘉南平原靠海边的一个非常小的农村，按行政区划，是台湾省嘉义县太保乡（现在的太保市）的一个小村子，因为村子太小，必须跟邻近的另一个小村子合并成一个行政村。我们村子没什么文化，我小时候的印象，全村没有人讲日语，虽然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为本岛人设立了公学校，但全村好像没人到公学校读过书，因为村子的人非常穷苦，不可能想到要读书。在我的印象里，村子好像也没有设过私塾，可以让小孩读一些最简单的《三字经》和《百家姓》，所以我小时候也没有看过任何汉文书籍。

没想到后来我会从这个村子搬出来，先搬到嘉义市，再搬到台北市，并且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最完整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最后我居然拿到了中文系的博士学位，成为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后来还当过系主任，在1980年代台独派日渐崛起以后，毅然决然的加入当时台湾唯一的统派组织“中国统一联盟”（1992年）。

我的经历让很多人深感意外，甚至许多中国统一联盟的盟友都不太能理解，我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台湾南部人，闽南话讲得好，国语（普通话）讲得结结巴巴，竟然会这么坚定的认同中国。有一次参加宴会，同桌有一位同乡突然问我，“吕教授，你不是跟我一样是嘉义人吗？”我说，“是啊”，“那你怎么会说你是中国人呢？”我有一个学生毕业多年后见到面，也跟我说，我们老板说，“吕老师明明是台湾南部人，怎么会是统派呢？”在那个统独分裂的关键时期，常常会出现这么荒谬的现象。

1960年我们家终于在台北市最老的城区万华落户，当年我才十二岁，我父亲可以说是台湾最早的城市打工仔。我父亲的故事值得一讲，我以后也许会为他写一本书。我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在台北读书，比起乡下小孩，我算是有比较好的教育环境。因为我父亲的个性，我们家一直过着穷苦的日子。跟一般小孩不一样，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不怎么跟小朋友一起玩，只要有书读，我什么事都不计较。班上也有一些较有钱的同学，但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同学间的贫富差距。

上了初中以后，我特别喜欢读地理和历史课本，老师还没教到，我自己就先读了。我们的地理课本是一省一省讲，因为按国民党的行政区划，中国有三十五省，每省有一幅地图，读每一省时，我就会把这一幅全省地图摊在窗玻璃上，用一张白纸照描一遍，包括主要的河流和城市。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初中开始，我就对中国的山川非常熟悉。

我对中国的感情，是透过一省一省的地图描绘出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则是经由背诵每一个朝代，一代一代连接起来的。还不到初中三年级，我就会背诵“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别人读历史，常常会不记得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是哪一个朝代的人，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考历史时，我从来不会把任何历史人物的时代搞错。

我并不是只喜欢地理和历史，但是这两个科目从小就让我牢牢记住，我是中国人，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有广大的版图，包含三十五个省，十二个院辖市（这也是国民党的行政区划），还有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四大河流。自小学开始，我就和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很多人小学一读完，历史地理基本就忘光了，但我跟他们完全不同。

但是，我从初中地理、历史课本所学到的“中国”，却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这个中国，现在却只“剩下”台湾省（再加上福建省的“金门县”和“连江县”），其余的只能算“匪区”，正被“共匪”窃据着，等待我们去“拯救”和“光复”。老实讲，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很难真正理解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处境。

我只记得，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每年每到一个时候，报纸上都会喧腾着一个话题──又到了联合国表决“中国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我住在台北，我才知道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一直住乡下，也许我根本就没感觉）。对于这个问题，当时才十几岁的我，也是无法真正理解的。从初中二年级，一直到大学毕业，整整“熬”过十年以后，才终于“熬”到一个我勉强可以理解的结局──联合国里的中国席位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丧失了中国的代表权。老实讲，现在绝大部分的台湾民众，都还无法理解1971年联合国这一次极为重大的表决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但是，我当时就了解了。

1971年我已读完中文系本科，以我对中国历史熟悉的程度，我已经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国民党说，共产党虽然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陆，但他们只是“匪帮”，国民政府才是中国正统，虽然现在退守台湾，还是有资格代表中国。但现在，经过联合国每年一次的反复投票，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会员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资格代表中国。

1971年的决议，说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时，“中华民国”自然就丧失了代表权。按照中国历史的正统观念，虽然国民党还统治着台湾，但从法理上来说，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台湾人民当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当时我已完全了解这个决议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