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年他和汪荣祖先生的争论，同样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按照汪荣祖先生的看法，清朝的汉化，从中国历史看，一脉相承，并非新鲜事。汉化这一事实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又如何动摇得了呢？新清史承袭前人“内陆亚洲”理论，好像开拓了清史研究的视野，然其刻意想要以内陆取代中原，极力去汉脱中，不免轻重本末倒置，颠倒了内外以及中心与周边的现实。大英帝国的“内”不会不是英伦三岛，美国史家也不会从印第安人的视野来写美国历史。虽然说得通俗，但与英美历史相提并论，却颇有启发。

苏力老师的《大国宪制》尽管不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却把中国上升到宪制的问题，正面回答了中国是如何形成、怎么构成的。这部书中内部有一些具体的讨论，我个人也是持保留意见的，但在大问题的判断上，应该是站得住脚的：古代中国最核心的宪制问题就是, 如何在一个只有无数小型村落共同体, 却没有大型社会共同体, 没有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强大、辐射面极广的都市, 建立起一个跨越地域的大国政治架构, 一个统一的有足够政治统治和动员力量因此才能捍卫自身抵抗游牧民族的国家。

对这一宪制问题的回答是，一个核心政治精英集团利用天时地利人和，通过其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力，以军事实力战胜与之竞争的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在广阔疆域内完成政治军事统一，为所有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和平和秩序并赢得他们的接受或“归顺”，将遍布了无数农业村落以及其他族群的这片广阔土地组构成（constitute）一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有政治治理的中国。进而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吸纳全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参与全国政治，以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促使不同地区的、互不相知，没有而且本来也不需要什么相互联系的高度离散的民众，展开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往，逐渐形成广泛和基本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分享基本的社会规则，最终构成了一个有广泛的基本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共同体，这就是“中国”。

科举资料图

在大国宪制的意义上，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有不少可比性，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都需要合众为一，是什么构成了有效整合、多元一体的文明国家的宪制，这是一个前不见古人，至少尚未见来者的宪制。苏力敢下这个大判断，是因为他希望回应关于“中国”的根本性问题。早些年甘阳的《通三统》同样是回应“中国”的根本问题，当时从理想的层面来讲，三种传统的融合似乎可以处理得很顺畅，但2000年以后中国的巨大变化如何纳入这个论述中，在这个巨大的变化中，中国特色是被高度凸显出来了，即使对中国发展模式持批评态度的黄亚生，在他的书中，也用“中国特色”来批评中国以国有企业为发展主体的上海模式。

可见，如何界定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意涵是什么，必然成为我们讨论中国话语绕不开的问题意识。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予以了如此定位，它们“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大家可能很熟悉这段话，但怎么理解也许还是一个问题，尤其在中国遭遇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挑战，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无须论证的存在，而需要在“何以中国”这个根本性问题给予强有力回答的当下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