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罗岗老师于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何以中国”：“中国道路”的时间维度和空间跨度》。原载于《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中国话语”专题。】

罗岗：

在温老师和潘老师后面发言压力很大，要讲中国话语，他们两位可以说是“中国话语“的代表性学者。我想到的是，如果要回答什么是中国话语，可能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何以中国”？在“中国话语”中，“中国”并不是一个稳定固化的、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一种需要不断重返、反复表述甚至需要常常“辩护”的“话语”。为什么中国成为一个问题？不能仅仅从学术讨论的角度来看，而必须把它看成一个被“现实”倒逼出来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中国，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状态，有着稳固的基础，不会构成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年很多人讲中国话语、中国道路甚至中国崛起和“中国震撼”，都把以中国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或者无须论证的存在，着重点都放在了“崛起”或“震撼”上。

我这样讲，并不是简单要求在学术上对“中国”做一个概念史的梳理，也不只是需要从历史上把“中国”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这些工作都很有必要，但显然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何以中国”可以表现为一个学术问题，但仅仅在学术层面是无法说清的，因为这是一个被现实倒逼出来的的问题，是一个需要结合时间的维度和空间的跨度才能加以把握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野才能看清的问题。

从现实的视野来看， “中国”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受严峻的挑战，这些年来，无论是西藏的问题还是新疆的问题，都在挑战中国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并且将中国逐渐窄化为与“汉民族”/“汉语”密切相关的政治共同体，这使得“中国”是否能容纳如新疆、西藏或者边疆其它各少数民族，就大成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既表现在现实各种各样极端主义思潮中，一方面以“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的模式强调自身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进而强化了不同形式“独”的倾向，另一方面则在学术的层面上不断地“解构中国”，在时间上质疑“中国”是否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在空间上强化“中国”内部的断裂性。

近年来围绕着新清史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一个症状，“新清史”的核心问题意识，即是将“清朝”与“中国”区隔开来，凸显“清朝”的满洲特性，所谓“反清复明”，恢复的不就是明代中国的十八行省吗？如此一来，清朝与中国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就变成一个大问题了。新清史意义上的“清朝”问题，一旦提出来并被广泛接受，意味着“中国”在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包容性上都遭遇了极大的挑战，我们所熟悉的大一统在某种程度上被极大地松动了，需要回应的是历明代中国十八行省和满洲（东北）、回疆（新疆）、蒙古、西藏以及西南边陲各少数民族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长城内外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回应，直接关系到中国在现实层面上如何面对各种分离思潮和独立思潮，重构中国在学理层面和实际层面上的包容性。

影视剧中论及满汉风俗对立的片段

与此相关，另一现实问题，也属于“周边有事”，那就是台湾和香港的问题，台湾统一问题面对的是台独的势力，香港一国两制需要应对“港独”的势力，这两股势力对中国概念的挑战，不再是简单回溯到历史中去——尽管也存在着这一“去中国化”的面向——但更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的挑战，动用了非常多的左翼话语资源来讨论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其核心就是把中国的现实，对内界定为“资本主义”，一个“帝国主义”，被海外舆论热炒的“中资”和“中帝”即来源于此。

台湾从国民党开始，有所谓亲美反共的传统，但这一意识形态现在产生了变形，它被巧妙地置换了，因为中国变成了“中资”和“中帝”，所以“台独派”可以站在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动用许多西方左翼也即白左话语来批判中国。如何回应这些批判，同样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如何解释中国的崛起，但这些理解的前提，必须回到什么是中国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讨论“中国话语”需要回答“何以中国”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