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确实不能完全按照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来简单理解它的存在。不过，这一稳定的、超大规模的共同体在周边有事的状况下收到了来自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譬如中国是不是等于汉族，中国是不是要历史性地追溯到它的雨养农业边际，是否能够容纳和涵盖游牧业？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处理？清朝之所以成为一个可能质疑中国的问题，恐怕和这些议题有相关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实和怎样界定中国社会的性质？

假如儒家文明、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是所谓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三个维度”，那么这三个维度如何统一起来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这种对中国的解释是否成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能有效地回应台湾、香港和西方对中国的来自右边和左边的批判：右边的批判大多还是老调重弹，批判中国非民主；而左边的批判，则更为复杂，在“左”的视野中，当代中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例外状态”，既得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好处，同时却把资本主义所有的坏处也暴露出来了，是一种和成熟、自律的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野蛮资本主义”，大家熟知的齐泽克喜欢用这张看似非常激进的立场来批判中国。面对这样的状况，回应“何以中国”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回应中国所面临的来自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挑战。

目前知识界和思想界对这个问题，据我的观察，并没有一个特别清醒的认识，讨论中国话语或是中国道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主流话语，但基本停留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层面上，对中国本身面临的巨大问题也即中国本身所遭遇的挑战，包括如何来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在姓社姓资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可能……等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很明确的探索和回应。所以我特别希望开放论坛这一次讨论中国话语，能够激发更多来自不同学科的人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进入到这个领域。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地报告一下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思路，首先从新清史的争论进入，最关键的文本当然是引起争论的何炳棣先生的《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这篇文章的意义被我们低估了，何先生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也就是1967年，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要理解他的问题意识，就必须联系他另一篇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的文章《从历史的尺度看看新中国特色与成就》，何先生早在1970年代就大胆预测：今日的中国，论军事，论经济，论国力，当然还赶不上美国与苏联……我已推测解释何以即使新中国的国力赶上或超过美、苏，也决不会主动地做“超级大国”。

但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点在文本中已一再解说，此处不必重复。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只有在这个长时段的视野中，新中国与清朝的历史联系才能建立起来。何先生这篇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文章，目的是重新奠定清代作为新中国的的根基，而质疑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质疑新中国的根基，质疑长城以外是否能成为“中国”的必然组成部分。实际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正如大家熟知的那句，长城内外是故乡，是最好的说明。无论是早年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还是晚近王明珂的《游牧者的抉择》，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这点。

不过，如姚大力先生这样的观点，在当今依然还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基本上是把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由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被不断复制与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但是这样的解释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它虽然足以说明汉唐式的国家建制如何跟随在汉语人群向淮水和秦岭以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行动之后，最终将南部中国的广大地域纳入有效的府县制治理范围，却也反过来向我们证明，在无法从事雨养农业、因而为汉语人群如铺地毯般的渗透式移民活动所不可企及的西北中国，上述国家建构模式的施展空间就会因为缺乏由汉族移民及被汉化的当地土著构成的有一定人口规模的编户齐民作为社会响应的基础，而受到致命的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