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经济增长未达到潜在增速造成GDP缺口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显示，疫情三年，我国经济增速走低并与疫情前趋势外推增速预测值比较，累计减少超过4个百分点。

如果以潜在增速为6%上下推测，累计缺口损失约为4.7%。加上疫情前两年需求不足和经济下行压力导致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速的影响，累计损失或大致相当于一年经济增量的规模。

二是需求不足导致结构性就业压力特别是青年失业率超常上升。近年，青年失业率指标呈现在季节波动中趋势升高走势，其年内月度峰值从2018年7月13.1%增到2023年6月21.3%，该指标通常会在7或8月达到年度峰值。虽然随后有关部门宣布暂停公布该指标，估计青年就业压力难以很快消失。

我国改开时代经历过几次较大就业冲击：

一是改革初期，知青回城带来青年就业压力，到1982年基本得以消化持续大约三年。

二是1989-1990年衰退派生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农民工转移数量下降，然而对城镇就业影响较小。

三是世纪之交失业压力最严重，然而那次青年劳动力借助区域流动优势受冲击较小。

四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冲击，在农民工转移和新增就业上有所表现，对城镇失业指标影响较小。比较看近年青年就业形势困难更为复杂。

近年，青年失业率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青年求职群体虽具有年轻活力和知识结构多方面优势，然而也天然面临缺乏经验局限，企业等机构面临运营困难需缩减用人规模时，往往会减少招聘年轻员工或裁撤缺乏经验的年轻雇员。

另外我国总体劳动力人数缓慢减少同时，受早先人口结构影响近年青年人口反而较快增长，加上高校毕业生占比快速上升伴随求职意愿变化，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侧增加就业压力。

从本文观察角度看，总需求不足的影响值得关注：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看，由于青年就业面临特殊制约因素，经济总量增长需达到足够水平，才能使青年就业达到较为合意状态；好比一条河流上游水量须足够大，才能满足最下游需求和不至于出现缺水之虞。

三是弱势需求导致低物价或准通缩风险，伴随宏观景气度较低并加剧信心不足问题。

从总供求关系看，较强供给与偏弱需求匹配自然伴随一般物价下降，表现为消费物价或GDP平减指数等走低。例如2023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实际增长率为4.9%，但是由于GDP平减物价指数为负，名义GDP增速只有4%上下。比较美国GDP增长率折年率约5%，其通胀率也约有5%，其名义GDP增长率相对高出不少。

从消费物价看，猪肉价格受非洲猪瘟等因素冲击，在2018年秋季到2020年间大幅飙升和高位盘整，推动CPI一度上升到5%上下较高水平，然而在总需求偏弱状态下2018-2022五年间CPI年均不到2%，过去三年（20M10-23M09）1.07%，今年前9月0.43%，疫情期和2023年还出现CPI负增长。

与诸多其它宏观经济指标类似，通胀和物价也是过犹不及。超高通胀有灾难性影响，然而物价过低甚至通缩负增长也会产生严重问题。假如出现通货紧缩，工不如商、商不如屯的市场主体行为倾向会加剧经济低迷和衰退状态。另外在名义利率变动迟滞背景下通缩导致实际利率高企，对投资和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并伴随经济主体信心和预期走弱。

世纪之交，受外部危机冲击、国内宏观周期转变、国企改革攻关等多重因素影响，总需求大幅收缩派生明显通缩压力，后经强有力宏调干预与结构性改革政策作用，才得以较快克服困难并迎来新世纪初年高景气成长。目前我国经济存在多方面积极有利条件，然而也需重视防范多年需求偏弱诱致通缩风险。

四是经济走弱伴随本币实际汇率下降，出现短期的“逆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一个经济体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较快增长推动下快速追赶时，其本币实际汇率会动态呈现升值趋势，称作所谓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

国际发展经验提示，这种建立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追赶规律基础上的本币升值具有可持续性，并能对经济转型升级与增进居民福利产生积极影响。进入21世纪后人民币汇率经历约十年实际升值，伴随开放经济超预期高景气度成长，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近年，一般物价走低与名义汇率走弱，意味着人民币实际汇率在波动中有所回落。上述“逆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的外部条件，是美国与欧元区严重通胀倒逼激进加息和推高其汇率，由此对人民币汇率派生贬值压力；从国内看总需求偏弱与宏观景气度偏低，一般物价和市场汇率走势偏弱也产生影响。本文开头观察的我国美元GDP总量追赶减速，相当程度上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所致。

五是国内需求偏弱伴随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度提升，贸易顺差扩大在显示供给端竞争力同时，也使得对外经贸关系边际承压。

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从2019年4070亿美元飙升到2022年8430亿美元，2023年顺差大降然而估计前三季度仍或超过2019年全年规模，顺差GDP占比从19年2.9%增长到22年4.8%。

中国在2022年贸易顺差飙升。图源：第一财经

经常账户顺差从2018年241亿美元和GDP占比0.2%，飙升到2022年4176亿美元和占比2.3%；2023年随着货物贸易顺差减少和服务贸易逆差加大经常项顺差会大幅回落，但是前三季度估计仍会维持在约2000亿美元较高水平。

我国贸易顺差绝大部分来源于对美欧发达经济体的双边贸易，顺差增长可能诱致贸易摩擦风险上升。

现实情况是，近年贸易顺差扩大背景下，与贸易不平衡相关的经贸争端仍保持频率较低态势，其部分原因在于美欧发达国家面临国内通胀压力，需要扩大进口抵御通胀和稳定宏观经济，因而对外部顺差采取了较为隐忍态度。随着其通胀压力缓解和经济增速走低，就贸易平衡问题对我重启争端风险可能会上升。

不久前，欧盟宣布将启动针对从中国进口电池电动汽车实施反补贴调查，虽然这个保护政策举措与新能源行业某些特征形势有关，也可能体现发达国家对我国经贸政策调整的早期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