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应看到，虽然总需求增长偏弱，我国经济仍存在不少结构性和局部性需求成长新亮点。

例如，截至2023年11月13日全国电影票房破500亿元，全年或达2019年643亿元的近九成。前三季度餐饮收入和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显著超过2019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收入达2019年九成，上半年出入境人数也已达到2019年48.8%，都显示部分消费领域不同程度复苏增长。

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成功举行推动冰雪等休闲体育新消费业态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快速替代显示需求结构演进的活力。只是这些消费复苏与新增长点，未能在根本上改变总需求偏弱的短板制约。

资料图：几位小朋友在冠军公益课上学习滑冰。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上述总需求不足特征现象有多方面原因。例如2020-2022年需求相对疲弱与增长减速，无疑与疫情冲击以及疫情期间的防控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存在联系。我国疫情期间防控政策、经济救助和宏观政策，其比较功效较有利于维护提升供给能力，同时在需求端尤其是对消费在客观上产生某种制约作用。

从中美比较看，美国向家庭部门直接提供较多现金和其它形式补贴，对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效果明显然而对企业支持力度较弱，经济增长较快复苏同时面临供不应求和严重通胀困境。

我国情况不同：企业部门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得到较好维护和支持，居民部门获得直接救助较少，在收入增速减缓和资产负债表压力增加环境下，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和消费意愿走弱。

其次是近年有关部门强化行业监管的连带影响。强化特定行业监管政策，对维护公平竞争、防控金融风险和推进可持续发展都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然而短期内在某些增长和就业密切相关行业实施较大力度的监管措施，客观上会对市场需求释放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例如2020-2021年受到比较严厉监管的互联网和校外教培行业，都属于青年就业比较密集部门，监管措施难免会对市场需求与局部就业产生边际抑制作用。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行业上下游供应链较长，以“三道红线”为主线对房地产行业实施强势调控，房地产销售和投资随之较大幅收缩，对宏观经济影响比较明显。

再如在政策目标多元化背景下聚焦发展目标难度增加。早先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增长，关键是明确肯定与坚定实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方针。邓小平理论基本内容之一是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新时期决策层继续坚持这一方针，例如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指出：“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然而随着内外经济和发展环境演变，安全、政治、意识形态纯洁性等目标重要性上升，落实以发展为中心方针在实践中面临新困难，

另外是中美关系与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美西方对高技术出口管制与单边制裁在供给方面造成冲击，我国需通过创新与进口替代逐步消解。另外，外部环境变化在需求方面带来的显性和隐性影响同样值得关注甚至更为复杂。

除了关税和泛安全化管制措施直接限制我国出口外，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通过干扰国内市场主体预期与外资流入等对需求产生影响，还会在客观上促使各方提升对安全、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关注度，进一步增加聚焦以发展为中心的困难，从而间接影响国内投资与消费并在边际上增加需求不足压力。

近期调整与前景展望

上述讨论初步看法是：我国经济供给活力较强展示经济长期追赶的乐观前景，然而需求持续偏弱带来一系列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走出疫情有助于经济复苏，然而仍不足以保证经济运行很快自动回归到增长潜力充分释放的状态。针对需求持续偏弱的问题及成因，实现经济再平衡需同时借助积极宏调政策与推进聚焦体制的结构性改革的合力作用。

宏调政策力度需适度加大，并结合现实调整着力点以进一步提升有效性。

在货币政策方面，我国政策特点表现为在总量和结构工具中较重视采用结构性工具，在价格和数量手段中侧重采用数量性手段。应对现实总需求偏弱形势，货币政策需适度增加积极调节力度，同时更充分利用总量和价格手段尤其是利率政策工具。

从经验看我国利率政策工具对通胀反应弹性偏弱大约在0.2上下，大幅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接近1的水平，在宏观周期变动环境下，利率弹性常态性偏低意味着物价走弱的低景气度阶段实际利率偏高，从而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并制约其它政策工具调节效果。近年总需求偏弱背景下，学界不少呼吁加大降息力度主张具有合理性。

在财政政策方面，近年决策层不断指出“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前者是要增加积极财政政策的总量规模和力度，后者则是要通过优化政策结构以提升效能。

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近年趋势性增加，不过这方面负担在大国中仍处于较低位风险可控，在总需求偏弱形势下应基于逆周期调控原理加大财政政策调节力度。

另外，针对总需求偏弱的结构性原因，要加快推进完善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适当提升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更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工具应对总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偏弱问题。

转型背景下，弱需求与低景气度现象存在体制原因，需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加快推进聚焦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构性改革议程加以应对。

近来学界对此提出多方面建议：加快放开户口管制改革，增加公共财政资源投入为落户新市民提供同等公共服务；真正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方针，全面实施竞争中性原则，使得民企在法律和政策上获得与国企同等待遇；加快实施农地流转权与地方财政体制联动改革，逐步放开商品房限购限售，根治房地产市场深层扭曲；大力推进现代法制建设，实行“法无禁止皆可为，官无授权不可为”方针，提升政策干预的流程透明度与法制兼容性以增强市场主体预期。系统深化改革是化解现实经济矛盾的治本之策。

从上述分析思路观察，最近政策调整修复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是宏观政策追加逆周期调节支持需求政策力度，如10月下旬，人大批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国债用于支持灾后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等八方面支出，追加新增1万亿国债转移支付给地方、准许地方政府可提前利用明年发债限额、允许地方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措施舒缓地区债务压力等。

其次，对近年推出的重大监管举措加以完善和修复，如今年7月宣布对互联网平台实施常态性监管，8月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14号文在“立”的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政。另外中美关系在今年5月以后经过双方磨合出现企稳回暖的积极动向。

展望2024年，国内积极取向的宏观政策与边际宽缓的监管政策有望持续，决策层对总需求偏弱问题有望保持较高政策关注度，中美关系相对平稳格局至少在美国大选全面展开前有望大体延续，这些内外环境因素有利于我国经济复苏并缓解近年挥之不去的总需求偏弱压力。

然而，要根本化解延续数年的供求不平衡矛盾，仍需在宏观调控思路方法进行必要反思和改进完善，尤其需要在聚焦体制机制的结构性改革方面提出系统设计并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