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某些重要的传统工业部门，我国快速发展形成不同程度的供给优势。例如我国港口设备行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供给影响力，据行业机构数据，2022年我国港口机械产量达到3.2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以上；我国港口机械出口量达到1.2万台，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30%以上。

又如，近两年，我国挖掘机年产量都在30万台以上，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年出口量只有1.49万台；2022年出口量达到了10.95万台，十年间增长了近十倍。在2023全球挖掘机制造商20强榜单上，我国有5家企业入榜，数量仅次于6家企业的日本。

三是在某些技术门槛较高与长期进口依赖度较高部门，通过科技攻关与大规模投资快速扩大国内生产供给能力。例如乙烯是石化行业最重要原材料，该行业技术开发难度大、工艺设备和操作控制系统复杂，国内长期供不应求需大量进口满足国内需求，“十三五”期间进口量占国内当量总消费一半以上。

过去5年间我国乙烯产能复合增长率达16.4%，2022年已成为世界乙烯产能第一大国，乙烯产能达到4697万吨/年，产量4165万吨，当量自给率65%。

据国内已公布在建和拟建项目统计，计划于“十四五”末投产的乙烯产能还将有3475万吨/年，届时乙烯产能超过8000万吨/年并超过国内当量需求。当然，供给能力快速扩张也会增加产能过剩风险。

四是在当代技术前沿部门和新兴产业，诸如航天、机器人、生物制药、芯片、大型飞机、新能源电池和汽车等，我国生产供给能力呈现多样化成长态势。作为处于中高人均收入经济体，我国在上述领域整体上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不同程度差距，在生物制药、高端芯片等高精尖领域仍面临外部出口管制的挤压遏制。

不过，在这些行业我国技术追赶和供给能力提升仍在活跃展开：航天计划持续推进，大飞机投入商用运营，机器人产能增长，国产操作系统和关键芯片产业链构建，折射我国在全球技术产业“高原区”持续拓展图景。

近年，我国在光伏、锂电池和电动车“新三样”部门，先后出现产量飙升、出口快速增长、在海外大规模投资的“三级跳”，从行业案例角度显示高科技前沿行业突破的现实潜能。

图源：央视新闻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供给端发展仍面临多方面困难。除少数高技术行业现实差距和“卡脖子”压力，不少规模领先行业技术、质量和创新能力仍有不足，大而不强，这些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差距需较长期才能逐步弥合。

国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大模型突破增加领先优势，近年我国新增独角兽及全球占比回落，提示高端领域供给相对地位也可能出现新挑战。如果把观察对象扩大到教育、医疗及其它公共服务领域，现实供给可改进提升之处会更多一些。这些问题需通过持续创新、深化改革与完善政策逐步解决，存在这些问题不否定我国供给侧总体较有活力的事实。

计划经济时期供给整体效率较低，改开早期仍间歇式面临某些关键部门供给瓶颈制约，新时期供给端内在活力，归根到底是开放型市场体制的激励调节机制持续累积作用的产物。

在供给优势明显的行业中，如基础设施领域，国有企业功不可没，但更多场合则是民营企业不断成长挑大梁，如果没有新体制下学习效应释放，很难想象供给侧能力提升会有上述表现。

另外，针对新兴行业初期外部成本较高、实施有限和透明的产业政策调节，借助十亿级人口超大市场的巨大规模经济效应，行业门类比较齐全的体系对供给创新能力的支持，都对我国供给端积极表现具有解释作用。

需求端偏弱是主要矛盾

强劲的供给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发展根本在于满足需求，经济持续健康成长离不开供求相互配合与大体平衡。短期经济增长主要由需求相对强弱决定，即便在供给充裕富有弹性条件下，需求不足也会拖累增长，需求持续萎缩甚至会反转损害供给能力。

从经验看，需求短期走低伴随宏观经济波动不足为奇，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在于，需求偏弱与宏观景气度偏低持续时间较长，超出一般周期波动的时间范围，逐步成为制约宏观经济稳健增长的主要矛盾因素。

中国决策层重视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通常在每年初、终及夏秋季特定时点系统研判经济形势并提出针对性政策，从有关信息看，2018年以来经济运行常态性面临需求偏弱伴随的经济下行压力。

如2018和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指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受疫情冲击2020年经济增速触及改开时期最低点，随后在2020年下半年和次年初反弹，2021年底又遭遇“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年底“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可见需求不足矛盾在疫情期延续与复杂化。

2023年初，两会报告认为“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一季度虽然出现“三重压力缓解”动向，然而后续增长动能释放仍不如预期，年底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问题。可见经济运行面临需求偏弱矛盾前后已有六年。

从我国当代宏观经济史看上述现象比较特殊。改开时代前30多年宏观经济较为常态性表现，是信贷投资驱动总需求扩张偏快，伴随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胀压力；20世纪80-90年代、世纪之交不同时段也曾遭遇总需求不足和经济低迷形势，然而这类困难通常都能通过宏调加改革的组合政策干预，在2-3年或3-4年前后得以化解，并往往随后接续新一轮宏观高景气成长。与早先时期比较，近期需求偏弱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时间较长，由此派生宏观低景气度形势和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