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会议指出，我们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这向外界传递出一种怎样的信号？吸引外资的关键是什么？

张燕生：有三组值得关注的数据：

首先，今年前11个月，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只有1.3%。而台港澳企业是加工贸易的主体，说明他们现在面临巨大的困难。

第二，今年前11个月，外企进出口下降0.1%，在外贸总值中的占比已经下降到33.1%。曾经占外贸半壁江山的外资已经下降到1/3，外资的进出口可以说到了冰点。

第三，2021年我国制造业引资规模比2019年减少4.6%，占比下降到19.4%。

从这些数据可见，明年稳外贸、稳外资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2022年9月11日，上海洋山深水港自动化码头

我今年去苏州调研，当地干部提到，现在制造业的外资增量全靠再投资。成本驱动型外资和市场驱动型外资，它们的再投资仍然是指向低价的劳动力和市场。而对中国高质量发展来说，最需要的制造业外资是效率驱动型，也就是能带来关键人才、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生产的外资，但这部分却大幅下降。

我认为，稳外资最好的方式就是中美高层增加接触和互动。比如说，今年最近中美元首会晤，中方提出，中美双方需要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两国元首同意，两国财金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问题开展对话协调。

中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我认为，中美迫切需要一个管控东亚地区风险的协议框架。

中美元首的几次对话非常重要。元首通话或会晤之后，两国工作团队及时跟进和落实达成的共识也很重要。

全球跨国公司都很关注台海地区局势，如果局势不稳，现在很多外资都会随时撤出。这同过去的制造业外资截然不同。看似不错的外资数据背后，75%至80%是服务业外资，轻资产说走就走，隐含的是一场深层次外资外贸危机。我们如果不能控制好不确定性，就很难摆脱困境。

另外，我们现在过度强调进口替代、本国优先，导致许多外资担忧，它们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因此如何对外资、台港澳资、民资，如何对央企、民企、外企、台港澳企一视同仁，实现公平竞争，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观察者网：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2月15日在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指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针对当前出现的下行风险，已出台一些政策，正在考虑新的举措，努力改善行业的资产负债状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坚持房住不炒、“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这一定调对于明年的房地产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房地产行业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刘元春：关于房地产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确保目前房地产头部企业的债务危机以及保交楼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不会进一步产生系统性的行业风险。因此，必须持续通过“三支箭”保持房地产流动性的相对稳定，另外要通过有效的债务重组方案，使房地产头部企业的债务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防止产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第二，政府在资金和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出台一些扩大居民住房需求的政策，扭转市场预期。房地产行业要想最终解套，不是靠政府“输血”，而是通过市场需求的复苏。

第三，我们不能将中国宏观的稳定依托于房地产市场能够短期调整到位。因为本轮房地产调整涉及到深层次的基本参数、整个行业的盈利模式以及整个市场周期信心的调整，所以调整周期和深度会比以往更长、更深。

但是，宏观稳定不可能等到房地产自我稳定之后再来稳定。所以政府轨要加力，通过政府的投资对新市民、年轻人的保障性住房、租房市场进行扶持。这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房地产模式大转型，从“香港模式”向“新加坡模式”转变，从过去以增量调整为主体逐步过渡到增量和存量并存的调整模式。因此，这需要在房地产市场上，有“短中长”相组合的政策定位。

2022年9月6日，市民在太原一家房地产售楼部挑选商品房户型

观察者网：会议强调，要“科学精准问责，为担当者担当”。问责制也是您一直以来呼吁的，您在采访中曾提到，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就要改变过度依赖上级激励并引入向下问责的制度。问责制的利弊是什么？如何才能做到“科学精准”？

张军：“问责”对应的英文单词是“accountability”，原意为“accountable or liable to people, do what is due”（对人负责，做该做的事），指的是一种激励制度，让官员承担起责任来。中文翻译成“问责”，实际上过度强调了“做错事会被追责和惩罚”这层意思，反而忽略了激励官员“去做正确的事”这层更为重要的意思。这样可能会造成官员的卸责、不作为、不敢作为或极少作为。

“问责制”更好的译法可能是“担责制”，鼓励或激励官员更好担责，而不是作为一种惩罚，做不好就免职。

我国的地方官员由上级任命，绩效表现受到上级监督，因此他们首先会考虑怎样执行上级制定的政策。不过，目前的地方官员也很在乎地方百姓的评价，因为这通常也会对其绩效产生影响。所以，大多数人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平衡。

事实上，问责是不太容易把握的事情，因为在评估地方官员表现或绩效时，很多东西很难被量化，能量化的东西也不见得就好，所以建立一个好的评价体系绝非易事。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主要看GDP增长率。这种评价方式比较简单，因为可以量化，而越定性的东西越难以评估。在定量评价当中，单变量是最简单的。如果对于一个事情的要求是“既要又要还要”，就变成了管理学上所说的“多任务的目标”，会变得复杂。

比如说，如果从GDP增速、环保、民生三个维度去评价一个官员，那么他就会考虑什么方案才是付出最小又能通过考核的最佳组合。前几年，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强调环保“一票否决”，其他事情做的再好，只要环保不达标，考核就“一票否决”。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官员自然就不会特别关心GDP、投资等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

但我想这个阶段一定是要过去的。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什么都要管，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彻底解决，“既要又要还要”的多任务目标就难以避免，而且最后还要做到精准问责下级官员。这些都很难做得到。这就引出了我们过去讲的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最近讲的太少了。

（张菁娟、黄一帆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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