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目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决策方式和政策风格也需要做出些改变。现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与建议，我觉得更值得政府参考的是那些更专业和更独立的意见，而不是更容易达成共识的看法。比如说，中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到底是多少？为什么这些年的增速出现下滑趋势？这些问题似乎已有定论，官方的智囊机构也有公开一致的说法，但从这些年的经济表现来看，这些判断还是有可商榷之处。很多问题讨论的并不充分。

前几天在环球时报年会上，我大胆提议，是否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类似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那样），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上发挥更独立的角色。比如说，这个委员会可以由国务院任命一批一流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为成员，这些成员属于纯粹的学者，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有独到的见解，能独立为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咨询意见，相对于现有非常分散的各大政府智囊或智库机构，这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意见会更独立、权威和专业，给出的意见值得政府在出台政策时特别参考。

观察者网：会议五次提到“内需” ，在明年经济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中，扩大内需被放在了首要位置。在扩大内需上，“恢复和扩大消费”被摆在优先位置。此外，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还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您认为扩大内需未来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在外需逐渐疲软的背景下，如何“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张燕生：扩大内需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要让老百姓消费，首先要让老百姓手里有钱。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6.7%，人均经营净收入占比15.7%，人均财产净收入占8.9%，人均转移净收入占18.7%。因此，如何提高人均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可以在改革上下很多功夫。

第二，要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要让老百姓有钱之后花钱，就必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但现在这方面仍存在很大问题。

第三，要提升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目前，我国14亿人口中只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太少了。应当实施中等收入人群倍增战略，到2035年前达到8亿人。

如果政府扎扎实实把这三个问题解决好，那么扩大内需、消费成为头车就会成为现实。

今年11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7048亿元，同比增长0.1%。IMF预测，2023年全球1/3的经济体将陷入经济萎缩，也就是将出现全球性经济衰退。因此，明年外需将出现萎缩，稳外贸的挑战很大。

但是，近期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多地组织外贸企业包机出海“抢单”是对的。出去“抢订单”是在修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修复和海外客户的关系，我们需要弥合过去三年造成的信息鸿沟。

2022年12月18日，义乌机场进口处，由永康市23家企业组成经贸团远赴阿联酋，抱团出海抢市场。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此次会议用较大篇幅关注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强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近年来您一直呼吁，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是我们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您认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什么，未来可以怎么做？

张军：我的同事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欧美60%—70%的就业都是大中型企业提供的，但是在中国，超过一百人的企业占比非常低，中小微企业提供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就业岗位。

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的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这些企业有很强的创造力和生存力，是我们经济的底盘。这些市场主体不需要国家投入，反而为国家做重要贡献，当然有理由保护这些底层的经济活力。

在这些市场主体当中，我们有一大批非国有的企业非常成功。这些企业覆盖很多领域，有制造业的，有现代服务业的，也有新经济领域的。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家创业成功的企业，我们在政治上应该允许并鼓励他们做强做大。他们拥有国有企业难以比肩的竞争力和创造力。为什么我们对民营企业不能一视同仁呢？

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我非常认同。

我认为关键是要有实质性的保障。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对民营经济的保护确定下来。所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改革不断走向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就是国家要保护市场主体的权益，因此民营企业的产权要受到法律保护。古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就要求个人财产受到立法的保护。

关于平等保护民营企业，我国《宪法》也有相关规定。《宪法》第十一条规定：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我认为，在保护民营经济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公权力（power，即政府的权力）和权益（right，即个人权益）之间的摩擦。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像设立金融法院一样，专门设立一个试点法院。这个法院的功能就是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专门审理这类案件，这样可以少受地方政府干预。

我们经常说，一个真实的行动胜过一打口号。2017年，最高法宣布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民企产权案件：顾雏军案、张文中案和江苏牧羊股权纠纷。这“三大案”被视为中国依法保护产权、纠正民企冤假错案的重要风向标，对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意义重大。

另外，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会受到歧视，比如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甚至当他们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时，一些地方政府还会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当地的国企或国资将其收购。这种现象还是蛮普遍的，尤其是在这几年经济下行、很多企业债务压力比较大的背景下。

一般来说，民营企业势单力薄，遇到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抗衡或理论，但是这会对他们的预期和信心都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用立法来阻止地方上的这些事情发生，已刻不容缓。同时，我认为在涉及保护民营企业权益不力的问题时，倒是应该问责地方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