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会议指出，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同时还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您认为明年我国产业政策的重点和抓手是什么？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对我国产业体系建设有何作用？

张燕生：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指实体经济（制造业、农业、建筑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支柱协同发展，同时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人才链“四链协同”。

产业政策强调发展和安全并举，实际上就是从过去40年的效率至上，转变为同时要注重安全。

当前，产业链安全主要包含三方面：初级产品安全；供应链安全；金融、房地产、地方债等方面的安全。

我国供应链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离岸制造”。其背景是经济全球化、IT革命造就了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体系，造就了一种新分工模式，即国际工序分工，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的制造业工序和环节转移到中国；后来是“在岸制造”，由代工贴牌逐渐转向民营企业；然后是“全球制造”，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开始走向世界。

金融危机之后，先是出现了“回岸制造”，主要是因为美国欧洲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希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回到美欧。但由于产业链回流美欧的成本很高，因此他们又推出了“近岸制造”，想让北美的产业链、供应链回到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欧洲的回到中东欧，亚洲则是迁移到印度、孟加拉、越南等。美欧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能把产业链、供应链迁出中国。

拜登上台后则大搞“友岸制造”，供应链、产业链有了价值观，商品、服务、技术有了政治标签。因此全球正在形成两个平行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国的”和“中国以外的”。

现在，世界各国都强调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所谓的韧性，就是指供应链、产业链在发生贸易摩擦、疫情大流行、逆全球化时也能不中断，至少打造中国以外的第二条供应链、产业链。过去是效率优先，追求低成本，现在则是宁可增加成本，也要保证安全。

观察者网：会议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肯定了平台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未提及反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您认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

张军：是的，这次特别强调了平台经济的重要性。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在数字经济里，用数字技术创造经济活动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就是平台，因此平台做大无可厚非。况且，平台是一种新的市场结构，和传统市场不同。传统市场被称为“单边市场”，而平台是“双边市场”，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其定价原理也非常不同。

所以我认为，不能简单套用传统行业的标准来实施对平台的反垄断管制。这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本身也在发展当中，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在不断深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善待平台经济。

其实，数字经济很明显是数字技术驱动的经济，而技术在快速迭代，业态也在不断演进和变化。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头部平台正在推进开放型生态建设，将来这些发展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公平竞争的传统认识。

2022年11月10日，2022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数字经济产业合作大会在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观察者网：在社会政策方面，会议首先提到的是就业政策，并强调要“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青年调查失业率高企是当下就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在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的情况下，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化解失业难题？

张燕生：在我看来，失业问题首先是企业和投资人的预期和信心的问题。如果央企大厂、民企大厂、外企大厂、互联网大厂，这些最能创造工作机会的机构都在大规模裁员，手持巨额现金准备过冬，那么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就很难解决。

事实上，只要让企业和投资人对中国经济未来抱有信心，改变资本的无序收缩，他们可能就会大规模雇员。而预期和信心问题的核心在于减少目前政策环境、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的长期趋势没变，因此，需要政府、舆论和社会共同保护好企业和投资人的预期和信心，这样才能真正有助于他们为明年再创新高的1150万大学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

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2012年中国GDP增速破8，2015年中国GDP增速破7，GDP增速在持续减速，但为什么那时候的就业问题没有今天这么突出？

我们可以看到，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一条新趋势线，服务业加快发展、消费加快发展、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以及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这些都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因此，还是要让经济有奔头、有活力，这样才能给年轻人和大学生创造新工作机会。

此外，今年疫情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也很大。

大学生参加招聘会

观察者网：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近年来，您一直在强调“稳预期”的重要性，并多次表示，“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时，要真正把预期管理放在决策的中心位置，而不只是紧盯如何化解风险”。您认为，预期对于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宏观政策怎么做才能更好的稳预期？

张军：宏观经济管理事实上是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动态的经济很复杂，不像实验室里可控的东西。不过，一旦偏离均衡点太远，就需要宏观管理当局和市场之间互动沟通，引导经济回到均衡点。

因此，前提是要对宏观经济的均衡点在哪里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比如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失业率大概是多少，物价水平大概多少是可以接受的，这些都是对均衡点的描述。

所以，发改委、央行等宏观管理部门首先要对正在运行中的宏观经济的正常状态有一个基本看法，对几个主要的指标应该在什么位置有个可以修正的预测值。当然，市场上很多金融机构、投资者、大的券商等也有自己的看法。双方的看法也许会相互影响，这当中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我理解就是预期管理。

宏观管理部门出政策，市场会做出反应，经济表现往往是由市场反应结果所决定的。如果市场主体普遍悲观，宏观经济的运行一定会偏离管理层预期的状态，出现预期缺口，包括产出缺口，就业缺口等等。

这些都可以通过数据看出来。所以我一直说，反映跟预期不一致的那些缺口的数据很重要。我们统计局每季度公布的数据好像没有特别能反应这些缺口的变化，因为我们没有公布预测值。

我认为，对宏观管理者来说，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缺口。如果管理部门发现，市场上的很多指标和反应都低于自己的预期，这时就要给市场主体释放一些信号，让他们能预测到政策可能做出调整的方向。所以，要先有自己的预测值。

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宏观管理的核心就是预期管理，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锚。一旦缺少了这个锚，宏观经济政策就像漂在大海上的一条船，没有了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