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摸着石头过河及之后的起飞

北京酒仙桥的798艺术区，如同纽约曼哈顿中城的soho区一样，都是老工业区成功转型为艺术与文创产业的地标。包豪斯式厂房北向天窗透进的散射光，让这里只需简单改造就成为十分好用的画展场地，被刻意留存的少数几张老式机床将厂房当年的功能清晰的留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走上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之路。此前苏联成功的工业化道路为苦苦追寻却找不到出路的中国指明了发展方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156个项目成为中国第三次工业化的引擎。酒仙桥一代包括798厂在内的多家以7开头的工厂，都是围绕744厂建造的配套企业。744厂现在的京东方，就是这156项重点工程之一。744厂生产电子管，就是现在芯片的前生。

曾经的744厂，现在的京东方/图片来源：网络

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围绕这156项重点工程建立起来的。156个工业项目分布在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改变了旧中国工厂基本分布在沿海个别城市的状况。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飞速增长之后，中国工业化之路再次陷入混乱徘徊的境地，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从1952年至1978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7%,这个数字几乎被人口数量的增长所吞食。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和1952年相差无几。

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第四次工业化的进程，这一次中国终于找对了路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长达将近120年年来徘徊在初级工业化的困境，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跑道，并最终实现了经济全面起飞。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一方面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使农户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收入水平，并且产生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使他们通过进入乡镇企业和沿海外资工厂，从农民转变为工人。这个过程和欧美各工业国的工业化发展机制大体相似——通过市场经济逐渐实现财富、技术和人才的自然积累。

同时，中国没有实现国有工厂的私有化，而是通过转换经营机制、“抓大放小”用市场化手段激活国有骨干企业，使经历前三个四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技术和人才得以发挥作用。另外通过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推动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沿海地区创立了免税的特区，允许并鼓励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

这一通过小心谨慎断摸索出来的模式，被邓小平称作“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通过释放农业生产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工厂完成早起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同时绝不放弃国家对于工业发展的主导作用，也绝不放弃对进口、外国投资和金融开放的讨价还价。

日本和中国差不多前后脚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中国一度远远被日本甩在后边，但中日的现代化追赶之路也有不少的类似之处。高效率的制度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是其共同特征。

几经波折，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全境建立起高效的制度,荷兰经济学家扬卢腾范赞登在其《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中认为：“中日的高效制度可以产生低利率、大量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形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这两个国家仿效中世纪的城市国家,都经历了“军事——财政”国家阶段。他们使用国家的力量扩大商业精英的利益。”

范赞登认为，更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工业革命一定是“内在激励、经济结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特别互动的产物。”

中国的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在1978年以后完成起飞，实际上是经过前3个四十年历经磨难，不断修正和积累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一、通过政治制度和法治实现的稳定预期；二、人才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有序的对外开放；四、专业人才的长期培养和积累。

当这四点同时做到之后，工业化起飞才能实现。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政治制度高度稳定，同时坚定不移的走法治化的道路。通过立法使整个社会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毫不含糊，同时让全社会的经济活动逐渐纳入契约和规范。

在第一个四十年，虽然清廷大体保证了统治的稳定，但由于没有学习日本走法治化的道路，单靠官办的洋务运动最终无法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改革开放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人才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完整主权政府主导下的有序对外开放，即积极引进外国技术和资本同时又通过关税和多边贸易规则保护幼稚产业。

最终，长期培养和积累的专业人才终于迎来了他们最好的时代，在中国的工业化的起飞过程中担当起中国工业化的最中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