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乱世中短暂的“黄金十年”

1901年，因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而逃到西安的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并承诺变法：“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浑融中外之迹。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

走投无路的清廷将“言路”开放至前所未有的程度,邀请人民提出对改革的意见。改革在日本在中国东北击败俄国的刺激下加速，1905年,清廷突然废除了科举考试——这个已持续千年的基本教育体制和官员选拔机制。朝廷下令在各地建立西式学堂取而代之。

1907年，结束了日俄战争报道工作的美国著名作家，对杰克·伦敦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先是日本，然后是中国将崛起成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和工业大国。他认为，日本将不会满足在日俄战争中占有朝鲜，势必将占领中国东北，接下来控制中国内地，目的在于使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储备以及宝贵的资源。然而一旦被日本唤醒，中国人将驱逐日本人，成为主要的工业国家，它的经济实力会引起西方人极为不安，导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动通过美国领导的细菌战来对中国进行猛烈进攻，以清除中国的经济威胁。

杰克伦敦写到；“中国迅速而令人注目的崛起,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其最好的劳动力质量。中国人是勤劳的良好典范。他们一直是如一此。从纯粹的工作能力来看,全世界没有工人能比得上他们。工作对他们来说像是用鼻子呼吸。

返老还童的中国!这只是中国繁荣兴起的一步。”

杰克伦敦预测对了前半部分，而对中国崛起的预测，提前了40年。

大厦将倾，大清最后的改革不可谓不拼。改革的核心是提升行政效率，六部被内阁取代，刑部变成了法部，新设立了商部、学部、邮传部等现代官僚机构，各级代议议会的建立也设立了日程表。中央财政政策也被重组，为集结财力，洋务运动后期民营化的铁路、工厂被重新收归国有，政治权威被再集中于中央政府之手。但财政改革的重担最终压在了民众的头上，成为压垮大清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朝最后的改革的失败契合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判断：“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带来中国工业化的重新开启，随之而来的政权的动荡和长期的战乱。北洋时代，国家财政主要靠借债度日，中央政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

几番军阀混战，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终于统一全国，之后推动了收回关税主权、创设中央银行、实施币制改革等一系列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质的措施，从1927年到1936年底，被称作“黄金十年”，也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的重新开启。

这十年，由私人资本主导的纺织、印染等轻工业都有长足发展，而且又产生了一批机械、电器、化学工业等，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也在政府主导下不断发展。

从清末开始一直到“黄金十年”结束，中国工业化虽然进展迅速，但由于政局混乱、贪腐横行加上官僚资本对民间资本的压制，工业发展极为不平衡，上海、天津、无锡、武汉、广州5个城市集中了全国工厂的60%，光上海一地就集中了将近50%的工业企业。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和食品烟草等行业。而重工业领域责一直被官僚资本垄断，没有形成内生发展力量。到1936年，中国的钢产量仅为英国的1／29，苏联的1／39，美国的1/117。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迅猛的时期，美国在这一期间实现了全面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但除去日本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在中国的人均收入事实上下降了。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从1820年到1952年，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丛1/3降到了1/20。人均收人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1/4。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这是继1860年、1900年之后中国首都的第三次被侵占。到1938年，中国主要工业城市全部陷落，中国工业化进程又一次被外力所中断。在长达近8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工业化是强国的唯一方向，但始终没有找到工业化发展的正确路径。几经反复，最终以失败告终。

差不多每40年一次的列强入侵，每一次都极大刺激了从统治者到社会的变革决心，但都没有最终形成发展经济的合力。从1937-1949年,中国经历了8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半的解放战争,其结果使得1952年的人均GDP退回到1890年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