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与价值：武侠蕴藏着什么？

上面的内容似已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再也不需要武侠了？”

但还有第二个：“我们是不是又开始需要武侠了？”

既然时移世异、“武”与“侠”双线下行，那武侠何以衰而未绝，反而显出复苏火苗？

说明“变”的背后，肯定赓续有“不变”。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武侠概念刚刚出现时，它即是资本趋之若鹜的“赚快钱”热矿，定位“武侠神怪片”的《火烧红莲寺》系列三年拍出十八部，结果没了武侠、只剩神怪，连民国政府审查机构都判定其“形状怪异、惊世骇俗”。

低级趣味蔓延到六十年代，低谷和误区里越走越深。直到香港邵氏影业出了张彻和胡金铨两位大导演，在刀光剑影里注入书卷气和文学意脉，才将之从不务正业的代名词里解救而出，作为一种文化学概念和精神谱系，被重新看待。

没错，内在的精神谱系和文化操守，这成了后来武侠人的至高追求，直至代表武侠电影最高成就、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李安的《卧虎藏龙》，仍在儒道文化的境界营造、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人文底蕴的注入里砥砺不懈地前行探索。

而在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名流大师组成的黄金时代里，大家更一次次惊艳于，武侠远非消遣娱乐所能概括，它孕育了极多的层次营养：梁羽生受业于国学大师饶宗颐和岭南三大家之一的詹安泰，金庸作品遍涉经济、军事、宗教、中医、茶道、卜卦、星象、博物学、历史地理学和民族志，古龙笔下渗透着禅宗、道家、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等无数种东西方思潮。

无论小说文本还是影视剧作，我们都能感受到《天龙八部》的希腊式悲剧哲学，《笑傲江湖》的社会学隐喻，《雪山飞狐》的多声部罗生门结构，《碧血剑》对真正主角的虚写与侧写，《鹿鼎记》更是用一个最不像侠客的“反侠客”完成了自我解构……这些都是武侠在哲学高度、文学深度、文艺学思想的厚度、文化学传播的力度上，宝贵的突破。

这也使武侠终于得到学院派认可、进入了正统文学史视野，乃至开宗立派、撑起独立的研究范畴与研究理论，慢慢被建构成经典和群体记忆。

之后若干年，内地一度厚积薄发，也曾涌现一批继往开来的年轻作者，此即为“大陆新武侠派”，如小椴、凤歌、沧月、步非烟等等，他们中包含了更多的女性作家、网络作家、业余作家，其作品能兼收并蓄、博采诸种当下新锐意识，对现代人生存处境和精神困境抱以高度关切，在显性维度上推动类型的拓殖，将传统的夺宝、寻仇、个人由弱到强的成长加恋爱模式外，揉入神话、修真、黑帮、商战等其它通俗文艺元素的补充，在隐性维度上更是出现了以抒情性、诗性、哲理性、精神分析性替换单线的情节性、可读性之尝试。

复盘自此，我们已不难奠定关乎“不变”的结论——不变的是内在追求，是自我高标准的认同，此方为武侠的生命线：

是“侠之魂”深埋在国人心中，耄耋老者，垂髫小儿，越是全员躺平的丧气弥漫里，越是困顿迷茫的前路未明时，越呼唤血性、坚持、对困境和桎梏的冲决，越渴求再建崇高、再建超越性与神性。故而吾辈当前能亲眼见证它回到公众视野、酝酿着呼之欲出的王者归来。

是“侠之神”塑造了武侠的每次高峰，将之与精神气质的提振、文化修养的锻造联为因果，证实出读者观众绝非那样肤浅、绝不是仅仅为了“够燃”才穷开心地围观武侠。故而武侠的归来，万不能停留在“天生的野路子上”——满足于短视频即时满足的小打小闹、网文日更十万字的阅后即焚、五毛钱特效妆造的隔靴搔痒、古偶与流量爱豆的廉价收割。

“侠之魂”为“我们是不是又开始需要武侠了”给出肯定答复与信心。“侠之神”为“我们是不是又开始需要武侠了”给出要求：高标准的踔厉奋发，切勿自己轻贱了自己、切莫放任着文化阶位品级持续下沉，碎片、快消、奶头乐、小宠物、工业化糖精，这种词儿，注定和坐拥庞大世界观的气象峥嵘的武侠宇宙八字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