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变：回答了一个命题

时间来到世纪之交，由于外部环境、市场偏好与大众文化心理一系列复杂变迁，抗美援朝题材也经历过相对沉寂的周期，但厚积方能薄发、蓄力终得持久，伴随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强大，伴随全新的时代精神思潮、国际关系、民族认同，“讲好抗美援朝故事”的任务，迎来又一轮当下的成果盛放。

尤其近年，配得上视作抗美援朝题材的第二个高潮期，放在此文的现实语境中，或可称之为“新变探索期”。

“新变”体现在许多方面。

有视听语言上的革命。

工业、科技和技术的进步，对接了世界电影最前沿的潮流：视效、大场面、爽感、爆点、高频次快节奏， 血浆喷溅、子弹爆头、断壁残肢，长镜头和分画框快剪的交迭、多视点切换、模拟第一人称视角的手持摄影、乃至对弹道的声效凸显，在更仿真、更身临其境的意义上，复现了各种形制的“战场拟态”，让那段历史变得愈发近在咫尺，也愈发血脉贲张。

可以说，近年来主旋律影像不断开启的破圈努力——增进观赏性，嫁接更多的类型快感，多是由抗美援朝题材来催化的；而当前华语战争片在技术、规模、效果上可以拥有的极致形态，也几乎都是由抗美援朝题材来触及和兑现的。

有价值取向上的演进。

1983年《战地之星》中的英语广播员、2000年《三八线上的女兵》中的女性群体，乃至《金刚川》里的敌军飞行员，都为既有的抗美援朝讲述框架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角度，乃至《长津湖》里那句“有的枪必须开，有的枪可以不开”，也在传递更多的和平主义立场。

值得强调的是，此种立意上的拓维，并不导向对保家卫国之正义性、坚决性的柔化软化，而是以更开阔的格局，让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双向共存，让“英雄”与“人”双向共振：《长津湖》中的新兵伍万里、梅生、雷公，《金刚川》中的张飞、关磊师徒，《狙击手》中的冷枪五班战士们，都是英雄；但当大家起哄欺生、看孩子照片、梦里还喊着吃包子、收藏女兵的红围巾、在敌方指挥部里捡拾巧克力时，他们又都是“人”，与飞机单挑前喊的不是“祖国万岁”而是“老娘保佑”、死亡前一刻唱的不是国际歌而是沂蒙山小调、伤重不治时说的不是“党费还没交”而是“我疼死了，别把我留在这里”，这依然还是“人”。

但更核心、更关键的新变，还得回到那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上：我们为什么要去打这场战争？

这问题在上个阶段的政治信仰体系里也许是无需自证的，但今日则全然不同，要知道，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国际知名战争题材，都在以西方式的“无差别反战”作旨归。

带着“反战”去拍战争，确有积极意义，但它很难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有一种战争是正义的呢？是反抗侵略呢？是被压迫者获得自由的必经之路呢？

故而，美式战争片的伤痕美学，几乎全都发生在战争的参与者——士兵的“战后创伤”上，却极少关注战争的承受者——被侵略国家和民众的“战前创痛”上。对咱们心中的“抗美援朝”来说，后者才是注脚和本源，那一代中国人，正是在对国家自强、民族独立发自肺腑的渴求下，才走入战争的。

他们走入战争，是因为他们经历过最多的战争、因为他们不想再有战争。

这个“以斗争求和平”的辩证性，留下了一幕幕以影像形态书写的“银幕内回答”：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是高瞻远瞩的、属于巨人的回答；张颂文饰演的伍修权说“时代不同，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是掷地有声的、属于外交的回答；吴京饰演的伍千里告诉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我俩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下一代就不用打仗了”，这是语重心长的、属于老百姓朴素心愿的回答。

也就是说，我们的抗美援朝叙事走到今天，已经在一种“以战止战”的价值阐释空间中，具有了英雄叙事与和平叙事的二重性，且让此二重性得以互为因果，显得更加游刃有余。它反击了后现代主义盛行下的犬儒和虚无，解决了连好莱坞都无法解决的战争片的价值困惑，也为全世界的电影人，诠释出一种属于战争片的崭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