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10月25日，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抗美援朝纪念日，距离这场共和国立国之战的伟大胜利，已经过去70年。

70年来，我国影视工作者，一次次将抗美援朝作为主题搬上银幕，让这段光荣岁月，拥有了质地独特的相册碑铭。

缘起：奠定了一个母题

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艰苦卓绝的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主席对前线战士舍生忘死的动人事迹深为动容，批示要将此拍成电影、送达千家万户。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推动的主题创作，它的特殊性，不言而喻。

于是，经过数年准备，1956年，首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上甘岭》横空出世，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全国人民争相观看，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更是脍炙人口、传唱八方。

由此，开启了一场蔚为大观的“抗美援朝电影热”，《长空比翼》《友谊》《奇袭》《三八线上》《英雄坦克手》《英雄儿女》《碧海红波》《激战无名川》《飞虎》等十余部经典影片，随后梅花间竹般竞相涌现。

这构成抗美援朝题材电影的第一个高潮期，放在此文的回顾语境中，或可称之为“经典形态期”。

因为许多影响深远的表现结构和情感取向，都在这阶段里，悄然形成奠定。

首先是“微观切入”的视点。朝鲜战场波澜壮阔，一个上甘岭双方就出动10万余人、消耗200多万发炮弹、发生59次阵地易手的拉锯，勿论外围的军力布局、兵团调动、后勤运送，绝非一部电影所能讲清理顺。故而，主创避实击虚，巧妙舍弃流水账讲法，将一切凝集到一处高地甚至一个战壕坑道内。在人物塑造上，则以舞台剧“立主脑”方法，创设核心典型张忠发连长，以之为样本、模版、标尺，汇合杂糅进全军指战员种种优秀品质——据编剧回忆，张的身上，至少包含7位他所对话到的志愿军连长的性格特质。

“事件聚焦+人物聚焦”的讲法，前后呼应、逻辑严密、线索清晰，实现了戏剧矛盾的高度统合和情绪的直观爆破。后续作品纷纷见贤思齐，沿用“以小见大”手法：《奇袭》只讲一次伏击战，《碧海红波》只讲一次雷达干扰，《三八线上》只讲一次反特行动和一次亲人相认，《友谊》更是只讲对一个朝鲜孕妇的照顾……均效果良好。

当然，不难发现，这“微观”最终落实点，还在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具体角色身上，这便涉及又一抗美援朝电影的共有标志：“英雄赞歌”模式。

正如《奇袭》中的方勇、《长空比翼》中的张雷、《烽火列车》中的刘风、《英雄坦克手》中的张勇、《激战无名川》中的郭铁，至于《英雄儿女》中王成手握爆破筒从山巅纵身而跃的画面，更是几乎定格成一座雕塑般的视觉征象、一把启动集体记忆的密钥，其符号意义，无从代替。

毫无疑问，这来自抗美援朝战场上所涌现的数量格外庞大的、形象格外鲜明的、行迹格外丰富格外感人格外具有记忆点的烈士群英谱：国人自幼便耳熟能详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正是他们的铮铮铁骨、勇毅豪迈、气吞山河的血性，赋予了电影天然的底色和重心。

另一非常重要且具有辨识度的地方在于：

此前新中国所摄革命战争影片，并不以“风格上近乎残酷的现实主义还原”见长，相反，其中佳作倒更多是诙谐幽默风的轻喜剧，或古典色彩的草莽侠义传奇。典型代表，前者如《小兵张嘎》《鸡毛信》《地道战》《地雷战》，后者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渡江侦察记》。该现象成因复杂，有来自共和国正值青春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有来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指导，也有来自资金技术短缺的客观限制。

但当抗美援朝进入大银幕后，带来的却是对战争最严苛、最狰狞部分的“正面强攻”：谁都知道，这是一场极不对等的作战，是在自然环境与保障条件极端恶劣、武器装备极端悬殊的前提下展开的，里面几乎没有任何“轻松愉快”的缓释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上甘岭》自始至终煎熬在“水的匮乏”这一物理性焦灼之上，《碧海红波》《激战无名川》均以“不惜代价守护运输线和补给线”为任务主体，《英雄坦克手》和《烽火列车》都有主角用自己身体为诱饵吸引敌人炮火、掩护战友的惊心动魄场面，《英雄儿女》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更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壮基调的绝佳注脚。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微观切入”视点、“英雄赞歌”模式、“知其不可为而为”基调，三个关键词，立住了“经典形态”，直至今天，仍在有意无意地发挥作用：《金刚川》只讲修复一座桥，《狙击手》只讲营救一个人和一份情报，《长津湖》那么大的气场，也没把载体溢出一支连队和一对兄弟；《长津湖》里穿插连孤身犯险，《狙击手》里我在明敌在暗，《金刚川》里桥一次次被炸再一次次修复，也都有种“老子就没打算活着回去”的义无反顾的献身，有种“烽烟滚滚唱英雄”的隔空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