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朱羽仿佛是在说，像“笑”这样的生理经验也不应不加反思地视为人绝对的“自然”，它确有可改造的方法与途径；另一方面，朱羽又开始反复地提醒我们，要认识到社会主义文艺实践遭遇到的限度，即便是“歌颂型喜剧”的“笑”，也永远无法达到政教体制所期望的那种“崇敬的笑”，而是保留着不纯粹、不充分自足的状态。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新的革命主体无法信任‘喜剧主体’直接的‘自信执着’，他要求将喜剧主体内部的‘裂隙’进一步强化，并最终使之有意识地分出高下。”[30]因此喜剧改造的难度，以及它始终无法达到那个最激进的要求，反而是折射出属人的自然这一领域改造的难度。就我的阅读感觉而言，此处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比如说，“常人”与“新人”的裂隙是否已经预先将“低俗”的问题抛开？当谈论人的“自然”时，我们是否还必须面对社会主义与“低俗”的关系？“治理”的出现是切割掉“低俗”之后的治理，还是意味着对“低俗”的让渡？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都通向了全书的第五章——“心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如果无法理解朱羽的逻辑，甚至多半会为这些话题在文艺实践的讨论中出现感到奇怪，实际上，两者所指向的均是坚固而难以渗透的领域，前者为人的生理自然性保留了一个位置，后者则为“价值规律”划出了一个“准自然”的领域。对于政教的激进逻辑来说，与前者相关的是要批判人的心理活动存在着生物本能和生理反射领域，或者人的情感与认识未必同步，而有更自然的情绪体验基础等看法；与后者相关的则是要批判各种经济规律，诸如价值法则、技术决定论、科学方法等等。这里的困境在于，“心理”与“经济”这两种现代性霸权建制保留了暧昧的界定，缓冲甚至阻止着显白性“政治”教导的全然渗透。[31]当政教试图渗透进这些专业知识构型内部，用“本质”支配现象，甚至是取代“现象”，这种进程一方面动摇了现代“专业化”构造的自主性霸权，暴露了知识的政治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在相当程度上简化了问题[32]，从而无法“深入彼此的阵地”，严格的理论逻辑反而无法应对社会实存，遮蔽并简化了历史难题。[33]就像文艺实践中，因为劳作的客观形态和人的生理限度而无法彻底实现“无私劳动”的审美化和主人意识一样，无论是音乐、笑、还是冲动或者欲望，新人的心性改造都将最终面临这样仿佛无法介入的领域，而遗憾的是，社会主义政教体制并未能将文艺实践触碰到的难题以恰当的方式吸纳入自身的内部，从而逐渐流于一种空洞的激进。以这个逐渐激进的线索来阅读朱羽的新著，就能明白，为何越是往全书的后半部分，政教体制与“治理”越成为重心，以及由认知到审美，到直观、感觉，到情绪、心理、生理机制，到“准自然”规律，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和政教体制所经历的从“解构自然”到“重塑自然”的激进性尝试与其遭遇的困境实际上留给我们多么宝贵的遗产。换一个实用的角度想，中国道路迄今取得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一个人不仅要成为合格的劳动力，还要成为甘愿奉献、有主人翁精神的劳动者，所有这些需要匹配和创造出怎样的“濡化”与动员能力？这要比“规训”更复杂，也远不可能是专制、压迫这一套话语能解释的。正是在对“自然”概念的重新界定和承认中——只要想一想后三十年有多少类似“人性”、“审美”、“私有产权”、“市场”等概念逐渐被认为是“自然”的——前30年文艺实践的成败得失才能重新评估和反思，两个三十年的断裂和连续才能开启新的讨论空间，在困境中想象一种社会主义的“治理”逻辑，才成为朱羽全书最后的落脚点。这里也许是在说，确实应该承认某种“中间地带”，尽管“社会主义文化无法认同自由主义治理理性，但却需要展开自身对于‘界限’‘限制’‘真’‘自然’的别样思考。”[34]从“文化治理”的视角来看，后三十年的诸多难题——也许最俗套的一个讲法是追问国家的“软实力”建设为什么不行——以及从激进中的不断后退，后退到满足于在认知上守住底线思维的做法，才能得以理解。

不过，以“治理”原则的提出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实践难题性的某种解决方案，又会带来一系列更新的问题，特别是面对“文化”概念已然分化的客观现实。要知道，“治理”原则是在过去25年间才突然变得时髦以及被普遍接受的，这一情况是与福利国家的衰退，公共管理的范式转换，国家角色的改变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联系的，其背后实际上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认为“政府”管理方式落伍并没有效力，不应当再居于核心的管理地位，而“治理”逻辑才是更有效率，质量更高的。虽然已有学者指出，这种贬低政府作用的“治理”只是晚近出现的一种神话，在各个领域内呼吁多一点“治理”，少一点“统治”并没有靠谱的现实依据，是一种本末倒置[35]，但似乎唯独在文化的领域内，“治理”原则是我们格外需要重视的。这当然不是说“政教”不重要，而是强调文化领域存在着自身的特殊性，恰如在其它领域是要摆脱“治理”逻辑的迷信，两者千万不能颠倒了。因此更进一步地说，在文化领域内“治理”不是为了让渡而让渡，而是为了更有效的“濡化”，问题并不在于找到一个正确的比例，去指导是“政教”多一点，还是“治理”多一点，以便治理者照章办事，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实践智慧；而是说在一个去政治化的语境中，当治理者仿佛无可避免地依赖或变身为科层制的官僚部门，这个“有效”到底指向何处？如何与一种堕落区分开，即以“必然性”为借口把越来越多的领域当真视为不可干涉的“自然”？以不管为管，“治理”不可治理的空间，所需要的更自觉的政治、更高超的技艺又到底如何激活？说到底，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固然没能成功将“治理理性”扬弃在自身之中，后三十年也应当“并不希望治理及其理性的自主化，而是期待更高的、自为的总体性。”[36]对于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也许是从“文化治理”的角度阅读本书能带来的重要启发。

注释：

[1]冯光钰：用健康的音乐陶冶青年一代的心灵 《高校战线》1983年02期 P11

[2]同上P13

[3]莱斯利·伍德海德：《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林姆林宫》 P4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4]李焕之：走自己的路——为《施光南独唱歌曲选》的出版而作 《人民音乐》1980年12期 P18

[5]同上 P19

[6]同上 P20

[7]李焕之：论“八十年代”的歌曲音乐美学 《音乐研究》1982年03期P19

[8]《社会主义与“自然”》 朱羽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 P4

[9]同上P14

[10]同上P18

[11]同上P431

[12]同上

[13]同上P433

[14]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3期

[15]王绍光：《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濡化能力》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592.html

[16]《社会主义与“自然”》 朱羽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P144

[17]同上P155

[18]《如何鉴别黄色歌曲》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

[19]《社会主义与“自然”》 朱羽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P178

[20]同上P125

[21]同上P85~86

[22]同上P87

[23]同上P89

[24]同上P91

[25]李焕之：论“八十年代”的歌曲音乐美学 《音乐研究》1982年03期P21

[26]《社会主义与“自然”》 朱羽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P52

[27]同上P39

[28]《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第50页

[29]《社会主义与“自然”》 朱羽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P81

[30]同上P287

[31]同上P347

[32]同上P359

[33]同上P334~335

[34]同上P433

[35]王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 《开发时代》2018年第2期

[36]《社会主义与“自然”》 朱羽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P436

【本文原刊发于《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