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凌】

1980年代初，四川音乐学院副教授冯光钰在《高校战线》杂志上著文，分享了自己应省、市一些单位之约，就如何对待港台流行歌曲问题、如何用健康音乐陶冶青年一代心灵举行讲座的经验。两年多来，他“先后以《音乐欣赏与心灵美》、《如何识别什么是健康高尚的音乐，什么是低级庸俗的音乐》、《港台流行歌曲与音乐美鉴赏》等为题，对我院学生、职工及大专院校、中学、机关、工厂、医院、部队、举行了60多次群众性的音乐美育报告会、直接听众约三万人次。”[1]

八十年代初，正是流行音乐，特别是抒情性的“靡靡之音”引发巨大争议的时期。冯光钰表示，由于他的讲座采取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方式，出乎意料的大受欢迎，“青年学生在听报告的过程中，兴趣盎然，往往连续二、三小时无人中途退场。一些青年弄清音乐的社会作用后，自动把不好的‘时代曲’磁带消了磁。”[2]所谓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就是指在理论上讲清楚社会主义音乐与资本主义音乐的本质区别；讲清楚港台“时代曲”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酒吧、夜总会音乐）；通过现场播放音乐的对比，从技法上分析“时代曲”为何是糟粕（比如节奏为变化而变化、配器凌乱芜杂等）。

先不论在实际的历史中这类说教是否果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认为通过讲座能让一些青年主动给音乐磁带消磁，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管理逻辑的自信，即理性的教育不仅能作用于人的认知，还可以改变人的审美、情感和趣味，即便所针对的是音乐这样一种更为自然、与人的内心关系更直接的艺术形式。一方面，如果对80年代流行音乐的争论还有记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逻辑实际上构成了此后批判的主流，比如认为“时代曲”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酒吧、夜总会的产物，是发端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旧社会的上海，有害于社会主义青年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如果扩大一下视野，我们会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寻觅到这种逻辑的线索。比如在苏联，很长一段时间萨克斯就被认为是以性感的音色表达放纵的激情，不再被生产和进口，而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则专门审查“切分音”，认为这会消减年轻人对社会工作的热情。[3]

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初，仍有应对港台“时代曲”、靡靡之音入侵的另一种努力。用李焕之的话来说，就是抒情“要走自己的路”。[4]作为音乐创作者，李焕之与施光南等都感觉到，社会主义前三十年，对抒情歌曲的重视程度不足，“在歌曲形式上，也不能总把‘群众歌曲’摆在第一位，把‘抒情歌曲’摆第二位。”[5]因此，重要的是找到一种自己的音乐创作的道路，来满足人民群众对此广泛的需求，因为“美的旋律只有用音乐之耳去鉴赏，用文字是难以道出其中奥妙的。”[6]所以他们关心的，是“八十年代我们要创造一种什么样的新音调，建树一种什么样的新乐风。”[7]然而，抒情歌曲作为关键词，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争论与努力仅发生于80年代初期，很快就消逝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诸如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一种更官方的方式终结了讨论，无论是音乐的创作还是评论，都转向了其它的方向，比如现代派、无调性、西北风、摇滚等等。显然，抒情歌曲要走自己的道路来培养普通大众的心性，或者说寻找一种社会主义抒情音乐并没有在80年代及此后成为现实。

从艺术内部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这种创作仍然是反映论式的，难以构成一个生产性文本介入到人们更复杂的情感领域。但是，如果以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待这一文艺实践，问题就显得复杂多了。比如说，抒情歌曲没有走成自己的道路，不意味着“抒情”问题消失了，不过此后中国的文艺实践所在意的“抒情”不再关心绝大多数普通人，更多地转而关注精英个体的心灵内面。只要对比李焕之、施光南的创作意图，与稍后的关于现代派音乐的争论，或者回忆一下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对于音乐雅俗的理解，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与之相关的，从文化治理的逻辑而言，自此之后，尽管深知理性说教的局限性，中国的政教体制也未再大规模尝试更为有效的宣教方法，随着改革的进程，毋宁说是放弃了改变“人性”、改变人的审美、情感的努力，显然，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对另一种人的自然性的承认。

要回应李焕之、施光南的追求与难题，从而真正理解前文所述的文艺实践与政教体制的复杂性，我相信研究者从此将无法绕开朱羽的新著《社会主义与“自然”》。为什么这么说？这本书与其它的著作有何种意义上的不同？诚如书名所述，这本著作是以“自然”作为关键概念，来研究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文艺实践活动。用朱羽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渴望着一种新的人性的生成，新的‘心物’关系的塑成。这不仅涉及新的道德与伦理，也涉及新的审美，甚至是不一样的心理机制。”[8]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政教体制来说，问题在于“革命政治是否需要一种积极意义上的‘第二自然’，一种能够和革命运动形成辩证关系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的养成。”[9]具体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实践，则是如何做到的问题，如何“以感性的方式形塑了‘革命与自然’的辩证法”。[10]“自然”在书中涉及到三个维度，首先是重塑自然表象及意义、重构自然景观的审美经验；其次是重新认识人的“内在自然”，包括了改变意志、情感、感官、欲望和心理机制时的复杂性；最后是“移风易俗”，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意义上的日常习惯领域。

某种程度上讲，朱羽的新著是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与政教体制的极限和局限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一方面，读者恐怕会惊诧于前三十年文艺实践所欲处理的问题和所追求之目标的复杂和艰深，它的面貌甚至不同于一些对毛时代怀有同情甚至赞美的研究者对其理性的理解；另一方面，从绩效来看，这种政教体制的逻辑和尝试在一种政治总体性中最终以失败收场，然而这种失败又完全不同于一般人所熟知的讲法，诸如言论不自由、思想禁锢、歌颂与僵化。

不过，虽然这本新著极具启发性和理论创新性，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中能否产生热烈的影响，却很让人怀疑。因为其中的一半人只要看到朱羽的研究对象——红色山水画、大跃进文艺、“歌颂型喜剧”等——并且发现竟然不是给予否定性的价值评判，就已经认定了这些研究毫无价值；而另一半中的大多数，恐怕也会因为朱羽的论述是以一种难题性的面貌呈现，而倾向于驻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