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些“速食电影”的创作本身被打造成了精品，订阅它们又完全出于一种娱乐心态和生活习惯，于是人们不会追问制造奇观是否合理，把港台剧与托尔斯泰都称为经典是否妥当，不会追问一个产品在产品创作上的优质和受欢迎是否等同于价值判断上的正确，不会追问谁来评判经典，哪些作品应等量齐观，也就不可能反思其中潜在的文化权力的生成。

不过，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读者一方，不能忽略观众在这个视听过程中享受着一种双重的“说”的快感。一方面，是视频制作者必须以最贴近用户的习惯去讲解，从而让读者产生这正是自己要说的或仿佛是自己正在说的幻觉；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让用户确实参与了“说”这一行为，“弹幕”就是最好的例子，观影者的围观不仅是一种单纯被动的接受，还形成一种主动的参与。

有研究者就指出：这种围观的“吃瓜群众”态度让观者乐于处在看热闹的愉快中。大家都喜欢看热闹，都争相看热闹，“吐槽”的气氛瞬间高涨。而话语者的虚拟位置是与观者为伍，亲近的语言表达立即拉近了解说人与观者之间的距离。

因此，“草根”的“吐槽”方式更具号召力。从而形成一种狂欢的状态，制作者和受众都能大量使用低俗的词语，敏感的语言，甚至谈论性的语言。“草根”语言被网络环境侧面赋权，他们在虚拟环境中与官方更加平等，对不满的宣泄、“吐槽”让观者更激动地参与到群体狂欢中。[11]

因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还是一个受众主体的塑造过程，用户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又是生产性的，一个侧面的印证是“速食电影”中强大的创造流行语（“梗”）的能力，比如谷阿莫的“妖艳贱货”、“好单纯好不做作”，木鱼水心的“那一夜他们都成长了不少”（意指发生性关系），或者阅后即瞎的“缘，妙不可言”，这些流行语均被广泛接受并顺利地传播于整个互联网的其它领域，观众在接受特别是参与的过程中同时塑造着自身以及更大的群体。

“妖艳贱货”被网友做成表情包/图片来自网络

内容的生产与再生产，平台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读者的生产与再生产共同构成了新的文化权力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可能改变旧有的权力格局，而这一切是以一种近乎“无中生有”的方式出现的，了解这一点，对政府的文化治理与互联网治理行为意义重大。

当然，我们目前提到的都是潜力，既然称之为潜力，也就意味着尚未实现。实际上，一方面绝大多数的“速食电影”都还没有挑战经典或者打破经典评价的自觉和意愿，另一方面，短视频制作的受欢迎程度更多指向了商业目的和结果，而不被理解为权力的维度。

不过在历史上，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权力空间并非没有先例，比如美国冷战时期在欧洲（直接或间接）设立的各种电台，这些电台的节目绝非单纯的政治宣传，而是充满了实用性和娱乐性，以及针对性地设立了不同的语言版本，其目标是使许多欧洲人的收听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就提到了文化的“军队”和“地盘”。毛泽东说，“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而且，“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12]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延安正是一个新的文化空间，一个新的文化地盘的开拓，显然，这里的空间不纯是物理意义上的。

因此，这里也会有读者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即确立了文艺为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也会有平台的再生产问题，即在根本上是厘清党的文艺工作在一般文艺工作中的位置，在实践上是“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也会有内容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即文艺工作者和群众“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以及如何正确认识“普及与提高”。正是在创造并牢牢把握住了这个文化“地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才顺利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降，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有学者就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权力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权力的短板，“当打开国门之时，西方在‘冷战’时期建构起来的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的‘冷战社会科学’，扑面而来，中国学者毫无招架之力……”[13]

在80年代以来形成的旧有文化权力格局中，很难说作为国家基本治理能力的中国濡化能力是令人满意的，更何况，我们不是仅仅在理性的说教、教育或者宣传层面在谈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谈论一种“漫散性权力”。“弥散性权力往往被人们忽视，但它恐怕更重要。这后一种权力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无意识的，分散的方式渗透到所有居民的潜意识中。漫散性权力关系的关键不是命令与服从，而是内化的程度。当社会核心价值或国家意识形态被人们广泛接受时，对这种漫散性权力的服从表现为漫不经心、潜移默化、自觉自愿。”[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