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通知》不仅仅是针对“速食电影”，规范和制止丑化经典、存在导向问题的节目也确实需要，但无疑视频平台所受的压力还是会对“速食电影”的生产产生较大影响。在《通知》中，我们还会看到一点，即“对节目版权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影视制作机构投诉的此类节目，要立即做下线处理。”这就不仅仅是文化管理问题，还涉及到了法律、权力与部门利益的问题，我们在后文中恰好会谈到这些。

令人遗憾的是，针对“速食电影”的学术批评反而是比较滞后的，我们认为这种滞后也影响了普通大众与官方对短视频影评节目的基本印象，而且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基本把批评置于“碎片化阅读”这个问题上。[3]

比如认为谷阿莫为代表的“速食电影”体现了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受众和传播时空的多重碎片化。[4]

或者认为新媒体重新定义了时间观和空间观，带来了时空的紧张感，从而改变了人们观影的习惯。而这些视频“在当下迎合了受众的心理预期，大受欢迎，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它并不能代表电影原片，这种精简版的电影鉴赏形式，不管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并不能全方位地展现电影原片中的艺术价值，受众若想对电影有深入了解，仍然需要静下心欣赏原片。”[5]

也有研究者将碎片化理解为多元化，从而通过对这些短视频的传播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其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受众类型等，以期得出小众媒体的生存之道以及传播机制。[6]

这些研究固然有各自的道理，也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着两个显见的问题。第一，仅着眼于碎片化、快餐化阅读这一个点上，无异于是用普遍适用于互联网传播的抽象概念来讨论具体问题，恐怕很难再有更多的学术生产性；第二，如果放眼于整个互联网产品，那么比较来说，“速食电影”恰恰是最不碎片化的，其所意图传达的信息也相对是最完整的，木鱼水心这样能以50分钟的巨大篇幅来讲述托尔斯泰原著还如此受欢迎的原因更无法解释。

不过总体来说，如果我们将这些短视频看做传统影评的一种延续，看成学院派研究的一种通俗甚至低俗版本，那么这些批评或多或少也是有道理的，并切中了一些问题的要害。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也制作了一份问卷调查。

在这份一共3010人参与的问卷中，有95%的网友表示看过“速食电影”，表示不喜欢“速食电影”的仅占5%。其中，39%的网友最喜欢“木鱼水心”，其次是“谷阿莫”和“阅后即瞎”，分别占32%和28%。有超过55%的网友认为，“速食电影”的出现有利于电影行业的发展，而认为有害的仅占7%，并且，超过50%的网友认为“速食电影”并不侵权。[7]

这份问卷调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数据是，超过95%的网友认可或者部分认可短视频影评对电影的评价。实际上，这正是下文试图讲述的一个视角，即“速食电影”已经构成一种潜在的能力，它改变了电影文本与观众的关系，重塑了一种权力结构，其隐含的可能性则是一个新的文化权力空间的开拓。

是否存在一个视角，不是仅仅将它们视为传统影评的一种延续，从而坐实上述的诸多批评，或者认为它们的简单和不专业无从改变既有影评（学院或者传统媒体）的地位和话语权力，相反，如果将它们看成一种全新的产品，既是复述与影评，又是独立的艺术创作，既是内容的生产，也是影片汇总展示的平台，倘若如此，那么互联网所带来的文化迭代中，研究作为一个案例的“速食电影”能带来哪些启发？

其实，通过诸多改写而形成全新的作品、或者至少是建构新的意义这种做法，一点都不罕见。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奥威尔的《1984》与《动物庄园》在文化冷战中的全球传播。当时，美英两国都曾“有条不紊同时也辛辛苦苦地在‘第三世界’建构权威……两国政府为此都将奥威尔的作品进行了改变和重写以符合当地的文化环境。”[8]

在19世纪40、50年代，除了短时间内就出版了各国语言的翻译，《1984》和《动物庄园》还被改写成连环画及连环画的各个翻译版本，改写成日本流行的纸芝居，长篇动画故事片等等，此后还有歌曲、电影、音乐剧、歌剧甚至摇滚歌剧。而再创作实际上内含着对原著诠释权争夺的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体现为中情局干预的1955年版的长篇动画。

文化冷战中，《1984》和《动物庄园》都曾被改变和重写以符合当地的文化环境

中央情报局管理的特别项目办公室，在检查了哈拉斯—巴彻勒脚本的结尾之后，发现它“混乱”、“含糊不清”。在路易·德·罗谢蒙特的压力下，动画片修改了奥威尔批判的重点而将动物们刻画成了反抗斯大林镇压的形象。德·罗谢蒙特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建议并于8月份安排了在中情局总部审看这部影片的活动。很快德·罗谢蒙特便给博登·梅斯发了电报，要求重新安排对结尾进行了大幅修改后的影片的上映日程。在修改了的结局中，庄园里的动物最终反抗了猪的统治。哈拉斯与巴彻勒的《动物庄园》（1955）被做了修改，以符合冷战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叙事结构。奥威尔作品的重点是批判资本主义以及集体生产方式，这在影片中被改成了专门强调共产主义镇压的残暴性。[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