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乡村短期巨变与乡村问题学生增多。

在社会层面，城市化的发展提高了青年一代的婚姻成本，进城买房成为结婚的标配，“天价彩礼”现象突出，婚姻的市场化与资本化使得婚姻缔结的成本变高，同时也使得婚姻变得脆弱、家庭变得破碎。

当前，乡村学校中，问题家庭的学生比例不断增高，“跑妈”现象突出，离婚家庭增多，家庭完整性被打破，不仅严重影响到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而且也大大提高了乡村学校的管理难度。

第四，网络社会对基础教育的巨大影响。

网络世界既丰富又复杂，几乎所有的城乡青少年儿童都与网络发生了关联，尽管网络具有一定的正向意义，但是不乏一些青少年陷入到网络游戏中，成为网瘾少年。网络时代对青少年至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因手机游戏占据大量时间精力而影响学业；

二是网络世界价值观与现实世界价值观相冲突，不仅改变了学生的认知，而且导致学生出现认知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频发，乃至偶有自杀现象，与网络社会的影响不无关系；

三是网络世界的知识丰富而庞杂，学生借助网络世界的知识体系去应对甚至消解学校规则，导致学校的权威性被削弱，学校的良性秩序被打破。

学校教育如何面对和引导深受网络世界影响的学生，是当下基础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现在很多未满18周岁的小孩子会拿爸妈的身份证绑定游戏账号。

第五，学校非教学型任务猛增与学校管理“不出事化”。

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教育领域也开展了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工作。国家对于学校教育管理的规范化要求不断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校的规范化程度和管理效率，但也不免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出现教育形式主义和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学校为了应付上级提出的各种任务疲于奔命，这一问题有望通过基层减负政策逐步得到解决；

二是出现中小学管理幼儿园化的问题，在涉及安全问题上事无巨细，在学生犯错时不能批评要呵护，学校教师像“保姆”一样照顾学生，教师的负责不仅增加了自身的工作压力，而且也阉割了学生在挫折中成长的可能。

尽管“安全无小事”，但是现在对于安全问题的过度重视极大地影响了学校的运转效率和教育规律，并由此滋生了基层教育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即为了避免出现问题，就尽量规避错误，不做或少做。此外，在规范化的要求下，学校和老师的治理手段减少了，当学校被学生或家长“绑架”如出现谋利型“校闹”、“闹访”时，学校没有办法应对，涉事教师就成了无辜的背锅侠。

第六，县域城乡家庭育儿观念变化与育儿的精细化。

我国的80后、90后家长，不同于前面世代的家长，后者对子女的养育会更加粗放、随意，而前者对子女的养育则更加精细化。

这种转变之所以会发生，一是与少子化有关，因子女数量少而更加珍视孩子；二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生活水平都迅速提高，对于子女更加舍得投入；三是新一代的家长文化水平比上一代家庭要高，且因社会的流动速度加快，网络信息的传播等，使得新一代家长们掌握的教育方法更多。

新一代家长不仅舍得为子女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比如上培训班、陪读、托管等，他们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因此会积极介入到学校的教育管理中，如参与家委会、参加学校各种活动等。

新一代家长育儿理念的变化以及对于教育的参与，使得学校需要面对多元化的家长群体，学会与新一代的家长相处，并探索建立更为合适的家校合作模式。

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参加亲子趣味游戏。资料图：新华社

第七、产业转型升级与国际竞争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

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对国家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国产业竞争体系中，我国的产业发展长期处于中低端位置，以至于在利润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无论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还是从现实发展处境来讲，改变这一地位迫在眉睫。

我国在2013年左右开始着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我国需要大量可以解决卡脖子技术的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大量能够适应智能制造转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成为当前要解决的关键任务。国家的人才培养需求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目前国家已经实施产教融合战略，着眼于国家产业发展导向的人才培养。

需要注意的是，在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与基础教育竞争的互构下，我国中西部地区近几年出现了“半工半陪”现象，家庭内部分工高度服从于子女教育需要。如何将家庭教育发展需求和国家人才培养目标相融合，如何将学校人才培养过程和社会人才需求结构相契合，是我国教育事业未来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此外，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学区房制度相耦合，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我国基础教育的空间布局，使得社会分化与教育竞争问题尤为突出。教育产业化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基础教育的重要因素，民办学校的强势进入、培训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智能化、教育数字化等概念的提出，都使得基础教育的环境变得既丰富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