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苦，压力大。

“防溺水”工作陷入了一个政策执行谬论中，这项工作不是完成了相关工作就可以结束了，而是要反反复复地做，而且就算做得再多，只要出现了一起安全事故，所有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如中部省份某县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2022年因出现2起学生溺亡事件，全县的“防溺水”工作就被一票否决。

对于学校和老师而言，只要是本校的学生出现了溺水事故，不论何时何地，都会倒查学校和老师。倒查的内容就是上级布置的工作是否按时按量地完成，如果任何一个环节有疏漏，一定会追究学校和老师的责任。即使每一项工作都做得特别好，学校相关领导和老师也要背一个记过的处分。

举个例子，中部省份某街道2名学生暑假被父母从打工地送回来，他们想到水边玩耍，被管护员劝阻离开，结果他们又趁管护员不注意偷偷折返回来，两人下去游泳最终溺亡。事情发生后，上面就倒查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是否有问题。该事件中，尽管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校长、分管安全的副校长和班主任还是承担了责任，给予了家长一定的人道主义补偿。

因此，学校领导和一线老师压力都特别大，每天都处于紧绷状态，生怕本校的学生出事；上面安排的任务，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完成，否则出了问题更麻烦。

如2022年3月28日，某县教育局发通知要求全县中小学3月31日之前要完成家访工作。那几天刚好下暴雨，但是工作还得做，结果一位老师将车开到水沟里去了、一位老师骑着摩托车被狗追着跑。

四苦，意义弱。

尽管宣传“防溺水”、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是必要的，但是目前的种种做法不断削弱老师们参与此项工作的意义感。

一是大量、重复的工作挤占了他们教学实践和思考教学的时间，教书育人的教育意义被削弱。

如有学校校长直言，“‘防溺水’工作每天早上说5分钟，晚上放学前说5分钟，还要拍照、写记录、拍视频，办事要留痕。老师们根本没有心思抓教学，都在应付各种检查”。

二是老师做得越多，家长管得越少，一旦出了问题就赖上学校和老师。

上级要求政府和学校做得再多，学生的监护人不管，学校也没办法。有老师反映，防溺水的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关键是家长不重视。一些学生放假回家后，爷爷奶奶就在家打麻将，如果出了问题，就找到学校。这种权责倒置的观念使得老师们越做越伤心，越做越绝望。

三是做得再多，都抵不过不确定的风险。

一旦出现溺水安全事故，上级不顾逻辑、不论是非就来倒查学校的具体工作是否到位，这些不确定的后果还是要由学校和老师来买单。因此，老师们做得再多再好，既无法获得家长的认可，也无法给予自己安全感。

执行偏差

“防溺水”工作之所以引发一线教师叫苦不迭，原因就在于对这项政策的理解与执行出现宣传工作政治化、简单工作复杂化、实质工作形式化、家庭工作学校化等偏差。

宣传工作政治化，是指“防溺水”工作的本质是一项社会宣传工作，学校承担“防溺水”宣传任务无可厚非，但是在推动工作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

具体来讲，一是目标上的政治化，即将“防溺水”宣传工作的目标定位为“零溺亡”。但是，谁能够确保没有溺亡事件发生，谁能够时时刻刻监督着未成年人不下水呢？二是执行上的政治化。这项工作不仅动员学校，还动员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结果，这项工作不仅偏离了原初的宣传目标，而且因政治压力过大，影响了一线教师的心理健康，。

至于简单工作复杂化，原本“防溺水”工作的内容并不复杂，核心工作是提醒学生下水游泳注意安全，避免因风险而出现伤亡；然而，为了提醒学生及其家长，层层加码、不断加压，一项简单可完成的重要工作，变成了繁琐无比、痛苦不堪、反复折腾的令人厌弃的工作。

而所谓实质工作形式化，说的是当下太多形式工作掩盖了“防溺水”工作的实质意义。

“防溺水”工作的核心是要让未成年人学习如何与水相处，而非远离水源，因此需要教会学生如何识别水域环境、如何与水相处、如何在遇到危险时自救；结果，现在的“防溺水”工作变成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甚至反智主义。比如很多地区要求师生们参与《中小学生防溺水应知应会知识测试题》，一定要按照标准答案回答，实际上师生都是对着标准答案抄一遍，答案也令人很无语，浪费的是师生的学习时间。

家庭工作学校化，则是指本应是家庭承担的工作，却成为学校的责任，学校不仅要介入，出现问题后还要由学校承担责任。自然，相应地会带来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家校权责模糊，出事后极易引发家校冲突；二是学校责任扩张挤压学校的核心工作，极大地影响教师本职工作的开展。

纠偏建议

目前，对“防溺水”工作的执行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政策初衷，严重影响到一线教师的日常工作和心理健康，因此极有必要及时进行纠偏。具体来讲，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重新定位目标，回归基础宣传功能。“防溺水”工作可以继续开展，但是确实不需要如此大张旗鼓、过度动员。政府和学校的事务“无穷无尽也”，也未必能起到完美无失的政策效果。

二是减轻工作内容，切实为教师“减负”。即大幅度减轻与基本目标无关的相关活动和任务，按照基础的宣传目标去完成任务即可。上级政府相应地也要改变工作作风，给予基层自主宣传的空间，避免目标偏移和过度动员——这点因素某种程度上更为关键。

三是厘清家校责任，避免学校深陷其中。将责任推给学校，不仅无助于强化家庭的责任意识，反而会强化家庭对学校的依赖和对政府的要求，与此同时，也会侵蚀学校的主体功能。因此需将学校和教师从这种被动的局面和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反思对“防溺水”工作的执行是否适当，归根结底可能还是要切实回答一个问题：谁能百分百保证“零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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