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现象背后的各种权力来说，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尽管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资本主义对国家财富的关心远远不如对资产阶级财富的关心。金融化进程对经济停滞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但代价是在正常商业周期之上出现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如此，社会顶层聚敛财富的速度仍在不断加快，金融危机本身导致了更大规模的金融集聚和集中化。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越来越偏向金融化的征敛和积累。

国家也被金融化政策所绑架，其整体作用变成了保护货币价值。在2007-09年的金融危机中，大银行和大企业几乎都得到了政府救助，而普通人的死活则没有人在乎。那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不但没有成为新自由主义本身的严重危机，反而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发展，反映出新自由主义政治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金融征敛制度的意识形态表述。

这个金融化积累的新时代的特征之一是，它逐步脱离现实的生产和使用价值，在整个生产和积累的过程中加剧了交换价值（价值形式）和使用价值（自然形式）之间的冲突。其结果是使我们的星球进入“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自然环境的迅速恶化。化石燃料即使只是埋藏在地下的储量资源，也被当作金融资产记入公司的账簿。这样，它们就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整个金融化积累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数万亿美元的华尔街资产与化石资本联系在一起。这使人们更难从化石燃料的开采和使用转向更可持续的替代品（如太阳能和风能）。没有人对阳光和风享有所有权。因此，这些能源形式中就没有多少既得利益。当代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当下利润和未来潜在利润，即使牺牲人类和地球也在所不惜。人类似乎无能为力地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气候遭到破坏，无数物种消失，所有这些都是市场化社会压倒一切的力量造成的。

新自由主义一向明确反对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放任经济，因为它一直强调国家要扮演有力的、具有干预性和建构性的角色，从而直接服务于私有资本和市场威权主义，这便是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在著作中所批评的“掠夺型国家”（predator state）。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专制制度（capitalist absolutism）不是自发形成的，而必须是人为创造的。国家的作用不单单是亚当·斯密所主张的保护财产，而是福柯在其作品《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精辟解释的那样，要积极建构市场对生活的全方位主宰。这意味着要以企业或市场为模型再造国家和社会。

正如福柯所说，“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如何模仿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全面行使政治权力。”国家不应该纠正市场对市场之外的“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而应该利用这些破坏性影响来采取进一步措施扩大市场覆盖面和渗透力。新自由主义的目标不是要彻底超越国家，而是要将国家绑定在资本的垄断-竞争目的上，这是布坎南大力宣传的一种观点。在被垄断-金融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国家政府被特殊手段束缚起来，不得作出任何可能对货币价值产生负面影响的改变。因此，当国家考虑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打破既得利益时，这两种工具便越来越脱离政府的掌控范围。在新自由主义国家，央行几乎变成了独立于国家政府的自治分支机构，它的实际控制权在银行手里。监管机构被垄断-金融资本攻陷，它们的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服务于不受政府控制的企业利益。

波兰尼有力地向我们证明，试图建立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化社会——实际上需要国家代表资本进行持续干预并最终建立掠夺型国家——其结果就是对社会和生活的基础造成破坏。但是，就当今的资本主义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停滞、金融化、私有化、全球化、国家的市场化、人向“人力资本”的蜕化，以及自然向“自然资本”的蜕化，使新自由主义政治成为垄断-金融资本不可抹除的特征，只有反资本主义政治才能正本清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垄断-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并陷入结构性危机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已经与资本主义制度融为一体。它将这种结构性危机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使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处不在且不可克服。资本主义每遭遇一次失败，解决方式都是按过去的方式变本加厉，这便是市场原则的魅力，将造成问题的弊病看作解决问题的良药，而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失败都会为少数人开辟新的盈利空间。这种非理性逻辑的结果不仅是经济灾难和生态灾难，而且会导致自由民主国家逐渐消亡。因此，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的导向市场威权主义甚至新法西斯主义。就此而言，不能把唐纳德·特朗普的出现看作一次偶发的“脱轨现象”。

正如米塞斯1927年在《自由主义》中公开宣称的那样：“不可否认的是，法西斯主义和旨在建立独裁政权的类似（右翼）运动有着高尚的目的，而且就目前而言，他们的干预拯救了欧洲文明。因此，法西斯主义为自己赢得的功绩将被历史永远铭记。”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布坎南等新自由主义者一起，积极支持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1973年在智利发动政变，推翻民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并实施经济休克疗法。在这种背景下，哈耶克1978年访问智利时，亲口告诉皮诺切特要警惕“不受限制的民主”复活。1981年第二次访问时，他说，“独裁政权……在政策上可能比民主大会更自由。”他在1949年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写道：“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保持个人自由与充分满足我们的分配公平观之间是不相容的。”

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不是区区一种可以被取代的范式，它代表着垄断金融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绝对专制倾向。正如福柯指出的那样，只有将其经济逻辑单一地应用于所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资本主义才能“苟活”一时。然而，将资本主义简化为纯粹的点石成金术，它最终只能摧毁与其接触的一切事物。然而如果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已经宣告失败，那么问题就在于：未来在何方？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社会主义杂志《每月评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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