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上篇文章里提到的资本主义的种种败象已经众所周知。然而，这些失败常常不被归咎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失败，而只是被当作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新自由主义则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种可以被取代的范式。在许多左翼人士看来，要告别新自由主义或灾难资本主义就必须回归福利国家自由主义、市场监管或某种形式的有限社会民主主义，从而通向更理性的资本主义。他们不认为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失败，而认为失败的是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

相反，马克思主义传统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战后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必然产物，与垄断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紧密相关。因此，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性历史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既可以为我们奠定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也可以揭示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及其资本主义绝对专制是无法在这种制度内部找到替代品的。

“新自由主义”一词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民族、国家和经济》（1919年）和《社会主义：一种经济和社会学分析》（1922年）两书的评论中，这两本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构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当时受聘于维也纳商会的米塞斯在这些著作中坚称，“旧自由主义”必须以这种方式“交棒”给新自由主义才能战胜社会主义。

在这一过程中，他将社会主义等同于“破坏主义”，坚称垄断符合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为不受约束的不平等现象辩护，并提出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行为行使“民主”权利，因此购买就相当于投票。他强烈谴责劳动立法、强制性社保、工会、失业保险、企业社会化（或国有化）、税收和通货膨胀，认为它们统统不利于由他翻新的自由主义。米塞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是如此极端，以至于他明确支持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里愚钝的功利主义教师麦却孔掐孩，反对桀骜不驯的青年女主人公西丝·朱浦。米塞斯声称狄更斯“教唆千百万人憎恨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

1921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麦克斯·阿德勒创造了“新自由主义”这个词，专门用来描述米塞斯试图用市场拜物教这种新意识形态来翻新衰落的自由主义秩序的举动。随后，才华横溢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海伦·鲍威尔（译注：奥托·鲍威尔的合作人、妻子）于1923年对米塞斯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24年，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弗雷德·穆塞尔为德国主要社会主义理论杂志《社会》（Die Gesellschaft）撰写了一篇批评米塞斯的长文，题为《新自由主义》（Der Neu-Liberalismus），编辑是鲁道夫·希法亭。

通过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阿德勒、鲍威尔和穆塞尔抨击了米塞斯的主张，即：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是唯一理性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等于破坏主义。他们强烈质疑米塞斯不符合历史的描述，即和谐的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机制促进了自由交换和自由贸易。他们认为米塞斯的分析有严重的逻辑缺陷，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存在固有的系统性分歧，即把工会视为对贸易的限制，却替雇主协会和垄断企业辩护，称它们符合自由竞争规律。

还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主张建立强大的国家，以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为名镇压工人阶级的斗争，尽管他谴责国家为工人伸张权利的行动是反自由市场的，是阶级恐怖的一种形式。对穆塞尔来说，米塞斯是“流动资本家或国际金融资本的忠实仆人”。此后在1926年，原始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t）经济学家奥特马尔·施潘批评了这种回归某种更极端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返祖企图，他在《经济理论类型》一书中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趋势”。1927年，米塞斯在其著作《自由主义》中将“更早的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加以区分，其依据是旧自由主义许诺平等，而新自由主义除了机会平等以外否定其他平等。

1920年代，诞生于米塞斯笔下的新自由主义被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甚至还有一些右翼人士）视为一种使垄断或金融资本合理化的企图，这极大背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信条。构建新自由主义就是要为资产阶级福祉提供理论基础，它不仅要对抗社会主义，还反对一切社会监管和社会民主：这是一场对工人阶级不留余地的攻击。

米塞斯及其门徒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攻击，部分源于他们对受阿德勒、奥托·鲍威尔和卡尔·伦纳等人启迪的红色维也纳时期（译注：指1919年至1932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导奥地利政坛的时期）大感失望。相反的，红色维也纳时期的政治环境也启发了卡尔·波兰尼，他受阿德勒、鲍威尔思想的强烈影响，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对市场自我调节的迷信，这为他后来写作《大转型》（1946）奠定了基础。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逐渐衰落。30年代初，欧洲阴云密布，米塞斯在纳粹接管奥地利之前曾在奥地利法西斯政府担任总理兼独裁者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的经济顾问。他后来移民到瑞士，然后移居美国，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纽约大学任教。与此同时，哈耶克也在英国早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怂恿下，接受了伦敦经济学院的聘书。

在西方，二战后的一段时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受国家支出（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军费开支）增加、欧洲和日本经济重建、营销规模扩大、美欧汽车普及，以及亚洲两场地区性战争的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飞速发展。同时，西方面临以苏联为代表的另一种模式的威胁，而且及工会经过30年代和40年代发展得十分强大，因此社会朝着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