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30年代就已暴露出来的经济停滞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体制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缺陷，它只不过暂时被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工人收入提高的所谓“黄金时代”掩盖了起来。无论相对而言还是绝对而言，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大企业都挪用了更多剩余价值，财富集中在更少数人手中，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和制造业产能过剩。尽管大规模拓展营销、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能部分抵消这种趋势，但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却越来越小。

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和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该体系在战后初期曾对世界贸易起到了稳定作用，它的崩溃迫使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结束了美元金本位制。这与60年代末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经济放缓有关，造成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开启了几十年经济停滞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经济增长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刺激二战后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都已减弱，这使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处于低迷状态。

为了应对1970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体系结构危机，第一项应对措施是利用凯恩斯主义“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理论扩大政府开支。尼克松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民用开支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达到了顶峰。美国政府加大支出，再加上危机时期工会为维持实际工资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垄断企业大幅涨价以提高利润率，导致了一段时期的滞涨（经济停滞加上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使以货币资产形式持有的累积财富贬值，它给资产阶级地位带来的威胁比经济停滞要迫切得多，而对工人阶级来说情况则刚好相反。其结果是在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反凯恩斯主义运动，反对者搬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的理论，将任何比极端新自由主义学说稍微偏左派一点的内容统统打上社会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标签，并试图扭转几十年来向工人阶级适度让利的趋势。一开始是在货币主义和供给侧经济学的伪装下向经济紧缩和经济结构调整方向急剧转变，随后则采取了更难以捉摸的自由市场政策。政治、经济和司法手段被整合起来联手摧毁工会，铲除了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美国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说的劳工的“抗衡力量”。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重出江湖，以瑞士度假圣地命名的“朝圣山学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雷蒙·阿隆等人在朝圣山会面，共同推广新自由主义政治学和经济学理念。朝圣山学社的成员一般自称为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他们没有忘记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鞭辟入里地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所以回避了“新自由主义”这个标签。“新自由主义”这个名词是米塞斯1927年使用过的，1938年它在有米塞斯和哈耶克参加的巴黎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上被正式提出。在朝圣山学社，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们并没有将其当作一种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把它视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延伸，并且可以归结为人性的内在特征。就这样，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新自由主义被转化成了一种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

尽管放弃了新自由主义的名号，但朝圣山学社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仍然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堡垒，而这里的新自由主义和战间期萌发出的新自由主义毫无二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时代，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詹姆斯·布坎南等人尽管接受了私人基金会的大量资金，但学术上仍处于边缘地位。可随着70年代经济再次出现停滞，垄断资本顶层为了通过企业行动重构资本主义经济，积极招募了这些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提供意识形态基础，其主要针对目标包括劳工、国家，以及全球欠发达的发展中经济体。

从一开始，新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就是捍卫集中的企业资本和阶级制度，认为这两个特点体现了自由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精神。新自由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理论想要将社会生活完全市场私有化，这正是该理论的极其恶毒之处。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的英国和罗纳德·里根执政的美国，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人物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象征，这段时期有时被称为哈耶克时代。1969年瑞典银行设立的所谓诺贝尔经济学奖，即“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从一开始就由极端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持。1974年至1992年期间，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布坎南在内的七名朝圣山学社成员获得了该奖项，而即便再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也都被排挤在外。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意识形态，以它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乏善可陈的记录来判断，在正常的经济政策条件下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它就像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一样，试图否认（或合理化）经济由大企业和集权主导的现实。但是，在垄断-金融资本试图控制社会所有货币流通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对大型企业和新兴亿万富翁阶层而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策略。尽管资本主义经济体持续处于停滞状态，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但商业富豪手中的剩余资本（surplus capital）不但增加了，而且还借助金融化、全球化和数字技术革命，创造出聚敛财富的新方式。金融化是指经济相对从侧重生产向侧重金融转移，它为投机和形成财富开辟了无数新途径，却偏离了实际资本的积累，导致用于投资新生产能力的资本相对不足。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新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它借助全球劳动力套利这种形式，使边缘国家低薪劳动力受过度剥削而产生的巨额经济盈余最终流入富裕国家跨国企业和富豪的账房。过去由于发达国家主导了生产，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工人们能获得就业和工资方面的增量收益，但如今帝国主义已无法继续提供这个好处，充其量可以说由于跨国企业生产外包它有助于降低物价，典型例子就是沃尔玛的崛起。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为新的、全球化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奠定了基础，监控资本主义在营销的驱动下买卖人口信息，从而形成了严重的信息技术垄断。

不平等现象和财富积累的大幅加剧被认为是创新的回报，因此是合理的，而创新则往往被认为是少数人的成就，而不是社会的集体成果。在新的横征暴敛时代，一切都是供人争夺的：教育、医疗、交通、住房、土地、城市、监狱、保险、养老金、食品和娱乐。社会上的所有交换都要充分商品化、企业化和金融化，资金流入金融中心，通过债务杠杆推动资本投机获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被变成了一种商品。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社会自由市场化的名义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