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是二战后形成的、与冷战意识形态高度挂钩的右翼意识形态，其起源是对“罗斯福新政”后逐渐与劳工、弱势群体结盟的民主党进步主义政策的反弹。

美国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许多曾经是同情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的自由主义者，但这些知识分子在国际上支持鹰派政策，反对美国当时的反战风潮。在民主党左翼愈发强烈的进步主义和反战主义浪潮冲击下，这些自由派开始将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偏左的社会运动、黑人平权和工人运动视为敌对势力对美国的“文化侵略”，转而走向一条将所有知识意识形态化、上纲上线，继承麦卡锡衣钵批判进步思想的美式民族主义道路。

新保守主义者师承列奥·斯特劳斯等美国政治哲学大师，对美国社会涌现的道德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非常反感，不仅在国内提倡爱国主义和保守派价值观，而且主张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地消灭美国的潜在敌人，通过暴力和其他手段将更多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阵营”。新保守主义因为小布什总统期间的两次战争而广为人知，但该思潮同样主张支持“在全世界传播民主”，保守主义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则更加直白地称新保守主义政策为“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支援亲美政权”。

众所周知，美国的“盟友”并不全是西方民主制度，除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案例，智利、印尼等国也在国内威权主义时代获得美国支持。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等地的民选政府则遭到美国“非官方”组织的破坏。除此之外，USAID和NED还支持诸如美国自由劳工发展研究所（AIFLD）的机构，此机构是CIA渗透扶植，用来破坏美国和国际劳工运动的机构，以民主之名干着反民主的勾当。

综上所述，虽然新保守主义者口头上仍然会强调美国对外干涉的合理性，其行动却反映出美国旨在维护自身绝对安全的现实主义战略。

综合以上两方面，推广民主并不是美国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政策，更不是部分美国强硬派声称的“神圣使命”。

美国的外交思想错综复杂，其政策制定者中不乏能够破除意识形态偏见、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外交家：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中美关系“破冰”；老布什在1989年的敏感时刻稳定中美关系大局；里根、克林顿、小布什等领导人也能够在执政中及时转变对华政策，从挑衅转向稳定、交流、合作……这些事例都体现出美国外交工作者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精神。

但以意识形态主导外交政策、以道德霸权区分敌友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在美国政界颇具影响力，除了卢比奥、佩洛西等很少在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政客外，拥有参军经验和良好国内名声的军队世家子弟约翰·麦凯恩、从政经验丰富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资深政客也曾经在中美问题上打人权牌、声援“民运”异见人士。在中美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根植于美国政客心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正在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圈的主流声音，NED等国家资助机构的活跃也就不足为怪。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原先自诩“进步派”，但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大背景下对自由主义“幻灭”，转而成为反共急先锋。在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之际，不排除部分原先提倡对华接触的左翼人士摇身一变成为强硬派，而人权、民族问题正是这些人士最擅长的话题。

劫持世界稳定为自身谋利

从历史上来看，基于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无疑优于意识形态挂帅的外交政策。

前述的卡特总统就是在大国关系上因小失大的典型，他在人权问题上不断抨击苏联，激怒了当时有意限制军备竞赛的勃列日涅夫，进而使得《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破裂。卡特在实质性的美苏战略博弈中无力提出有利于双边稳定的外交策略，其对苏联的单方面制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等决策对于缓解大国间矛盾于事无补；由于缺乏有效的谈判策略又一再在人权等问题上激怒苏联，卡特的“软弱”政策导致苏联加速扩张，美国盟友对美国的信心减弱（至于苏联陷入“帝国坟场”则是后话，在当时不好预测）。

里根同样对苏联采取人权外交，其鹰派政策为美国在冷战中获胜奠定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共工人领袖更成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处刑人。但究其根本，冷战的结束更多应归因于苏联领导层的频繁更替和决策失误，而非美国方面在意识形态上的“正义性”。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自认为其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在世界各地的干涉行动均以民主自由为旗号，以直接武力干预和扶持反对派混合为外交手段。

但除了凭借武力优势颠覆小国“正规军”的海湾战争、科索沃、利比亚军事等冲突外，美国在非对称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陷入泥潭，在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乌克兰（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中也无力干涉。可见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外交政策不但无助于解决分歧，还会适得其反。鼓吹意识形态的所谓“强硬派”学者和政客，与其说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不如说是打着美式“爱国主义”的大旗为自己争权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