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而言，红州德克萨斯的众议员贝托·奥洛克对财力雄厚、经验丰富的科鲁兹形成了相当挑战（48:51小负），被认为是民主党内有可能参与2020总统竞选的人物之一。奥洛克具备几个特点：第一，此人出生于1972年（46岁），2012年成为众议员，具有从政议政的资历，但又足够年轻，能够与年轻选民交流。第二，此人具有出色的公众演说能力，在与科鲁兹的公开辩论中争取到观众支持，并且擅长与选民互动。第三，奥洛克在中期选举中采取了草根战术，不依赖政治行动委员会（PAC）进行筹款，而通过小额捐赠筹集资金。第四，奥洛克在经济上立场持中，属于民主党内的实用主义派，与共和党保持良性合作（但同样被科鲁兹称为社会主义者）。这些特征令人将其与2008年的奥巴马进行类比，也基本符合民主党支持者的期望。目前的问题是他未能上演奇迹，因此错过了成为民主党新领袖的机会。

另一方面，纽约参议员克尔斯滕·吉利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另有中文名“陆天娜”）可以被视为2018年胜利者的代表，也是同时具备从政经验和公众知名度的民主党年轻政客之一。吉利布兰德现年51岁，相比起此前籍籍无名的奥洛克可谓经历丰富：她是希拉里·克林顿上任国务卿后填补空缺的纽约参议员，在社会议题上积极发声，并且与2014年入选时代杂志“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在特朗普身陷多起性丑闻、“Me Too”运动席卷各地的近两年，吉利布兰德成为抨击特朗普的领军人物之一。

但除了女权主义外，此人在控枪、知识产权、人权（巴以问题）等方面表现同样积极，被美国媒体视作立场灵活、主要关注民意热点（poll-driven issue）的“标准政客”。她曾于纽约州的右翼农村选区担任众议员，其间持保守主义政治立场，但在当选参议员后大幅左倾，并成为社会议题上的先锋人物。吉利布兰德被认为是2020年可能参选的政客之一，其选举模式与草根英雄奥洛克明显不同，但同样获得了较高的公众关注。

与以上两人类似，许多民主党政客都试图在2020年一试身手。但是这些人大多缺乏党内声望，因此首先需要彼此竞争。对于这些政客而言，理想情况将是获得一位党内资深政客（桑德斯以外）的公开支持。民主党政客最有可能在经济政策上与对手进行妥协，而在社会话题上提倡宽容平等，避免在外交问题上过多表态，采取一种避重就轻的政治立场。无论是技术官僚还是民间活动家，这些民主党政客都缺乏在政治经济话题上的领导经验，因此政治表态有限。一旦在两党政策辩论中被迫直面这类话题，他们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失分表现，这也使得他们的2020竞选之路充满悬念。

此外还有一位并未参与中期选举、但曾经为民主党制造“奇迹”的非著名政客，同样可作为民主党政客的代表列入比较。蒙大拿州长布洛克（Steve Bullock）在一个传统偏红的农业州连续两次胜选州长，被认为是一位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民主党人。布洛克是少数真正做到“深入敌后”、“深入农村”、赢得郊区和农村选民支持的民主党政客之一，也是一位能够切实提出有效产业政策的政客。在2012年，他通过一系列扶持当地就业和产业的立法和财政主张当选州长；此后他在社会问题（如叙利亚难民、移民）上展示左派立场，但同时强调保障当地就业。他在2016年民主党大败时呼吁更多民主党人离开两岸大城市，并于本次中期选举中前往衣阿华等州为本党同志助阵。虽然被本党认为是一位“模范政客”，布洛克却很难获得2020年的总统提名，因为他知名度有限（曝光度低），又身为白人男性，无法获得民主党票仓的支持。此例也可展示实干派政客在美国选举中的困境，即使拥有才能，不具有知名度的地方领导也难以登上全国舞台。

结尾

总体而言，民主党成功夺回众议院后，特朗普面临两院分歧形成的跛脚鸭（Lame duck）局面。然而由于民主党方面缺乏与特朗普竞争的领军人物，特朗普的政策仍然可能极端化、其影响可能长期化。由于两院职能分工的区别，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后，特朗普政府提出新法案的能力会受到限制。尽管如此，特朗普仍然可以通过总统令贯彻其政治主张，而且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了总统（公众人物）可以主导新议题；因此特朗普很可能继续激进的国内外政策。

民主党采取的政策可能包括：保护穆勒的“通俄门”调查，同时利用传唤权（subpoena）在特朗普退税记录等问题上做文章；利用众议院多数在国内外问题，如贸易谈判上与共和党谈判；推动有利于民主党的立法草案等。然而在共和党掌控参议院，特朗普支持率相对稳定这两个前提下，民主党难以使用政府停摆和弹劾这两个“杀手锏”。在无法弹劾特朗普的情况下，对特朗普的调查很可能影响有限，而且共和党仍然具有阻挠穆勒进行调查的手段。中期选举后，佩洛西已经表示将在药品、监狱改革、劳工等问题上与共和党合作，这可能意味着民主党目前难以对特朗普进行牵制，不能也不愿阻碍特朗普的贸易战。

2020年将是民主党真正面临“大考”的时刻，届时共和党将有更多参议院席位到期，民主党也将有机会继续竞争总统。但就像2010年之后的奥巴马，特朗普可能在跛脚鸭局面下继续执政六年。民主党将长期受困于年龄断层造成的党内分裂；即使特朗普在2020年失利，一个新的民粹领袖也将继续涌现，并继承他的政治立场。

更多中国学者应该认识到，美国的敌对对华政策不只是霸主和挑战者的结构性矛盾，也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是美国民粹主义多个极端议题当中的一个，与中国的意愿无关。虽然两院分裂的格局削弱了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力，在国内分歧难以解决、移民和税改等政策难以推进、自身面临弹劾风险的情况下，美国领导人仍将挑起国际斗争以转移视线。随着现实主义者逐渐被民粹取代，卢比奥（Marco Rubio）、桑德斯等政客也可能从两翼对中国展开抨击，而合作的声音会势单力孤。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需要警惕2019年潜在的军事冲突，随着美国经济风险显露，美国有可能在其他领域开辟战场。其次，我们需要坚持在国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际促进多边合作的政策，填补特朗普单边主义带来的话语权空缺，给美国的全球主义者、以及世界各国提供一种不同于美国的发展和共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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