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这种发展变化放在历史与世界维度构成的“大坐标”当中看，相当于中国整体上在很短时间里变得“值钱”了，也就是估值迅速上升。这种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带来的“高精尖”部分突破能够提供部分解释，但只是一部分。哪一部分？是作为集结其他经济活动的核心的那一部分，没有这部分，就没有其他经济活动的集群化；但其他部分先要存在并有效运行才行。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五千年文明体中原本就存在的诸多因素才是中国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通过这些因素在当今世界发生重组的过程，中国实现了整体性的估值上升，这样才能够完整解释中国的崛起。

于是，我们可以认识到，国家在世界体系中要追求有利的“生态位”，就要提高整体估值才行。前沿产业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领域，自然会有高估值。但国家的整体估值要提升，非前沿的部分也要能够提高估值才行。整体上高估值的国家，例如美国，大多数行业都属于曾经的前沿或当今仍是前沿，但却较少有尚未得到充分估值的部分。而中国能够崛起，并仍有巨大潜力，根本原因在于低估值的部分很强大，能够在估值上起飞，这才是真正难能可贵之处。不像世界上有的国家，高估值的产业竞争力很强，但低估值的部分不具有起飞潜力，所以国家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上还是位于低端。于是，可以得到一个悖论：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其低估值部分，或者表达成“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因素是：低估值的部分价值比较高，高估值的部分价值比较低”。后一个表达形式类似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 对人工智能来说，人类所独有的高阶智慧能力只需要非常少的计算能力，例如推理，但是无意识的技能和直觉却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24)可以概括为：“困难的问题是易解的，简单的问题是难解的。”(25)

四、植树型创新：为什么未来属于中国？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出了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的论述：“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26)通过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劳动的对象化进一步推广到“对象化的规模与范围”：工业化使劳动的对象化成为通过标准化相组合的自在物，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发展，劳动的对象化在规模与范围上超越个体劳动者的对象化能力，发展为全球化与超现实时空的自在体系，并迈向自为体系。在此意义上，国家富强最终取决于能够在多么强的程度上把劳动的对象化联系为整体，以及在“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意义上使整体的价值放大多少倍。

估值是“钱与物”之间的连接环节。劳动的对象化天然具有价值，但并不天然具有高估值。国家整体在世界上的生态位提升，工业化水平很重要，但提升估值能力同样重要。估值如何提升？从根本上说，估值来自金融体系对评估对象的价值放大能力。例如，当今世界有的人热衷于复原古代盔甲工艺，这种行为如果是自己闭门在家做，那就是停留在手工业时代的行为，在当代已失去意义，必然是低估值的。但假如同样行为纳入了文物修复价值链或电子游戏价值链，那就可以获得较高估值。可见，高估值的基础是价值链, 而价值链的基础则是网状系统工程。金融从本质上说，是价值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割、重组、交换，这与工业化是对劳动的对象化的连接、放大、重组正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含义是金融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价值，而非把金融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当实体经济已经全球化并进入信息空间，金融也应有在全世界及信息空间重新分配价值的能力。假如不具备这种能力，那就是金融业的能力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需要，也就不能比较充分地放大实体经济的价值。

软件化是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空间的转换。软件工程是系统工程的近亲，它通常从需求出发，将对象编码，使之规范化、抽象化、模块化，作为子系统嵌入更大的系统中。(27)经过软件化，现实世界被投射到虚拟空间中，经过分析、重组，能够大幅提高效率。当今世界的工业发展主要方面就是通过软件化带来估值飞跃，不断积累的数据库成为能够组织整条价值链的核心资源。

概念是一切价值链的源泉。所有的生产活动组织都来自项目，而项目的源头无不出自概念。处在落后位置的国家或企业可以把“赶超”作为行动的出发点，但需有领先者为参照。而最初的出发者，没有领先者作为参照，动力无不来自概念创造。当今世界的资金环境下，货币发行实际上源于项目所需，而项目则来自概念设计。因此，概念设计是创新的直接源头。

把前文所述共时性维度、历时性维度、结构性维度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则我们可以讨论最后一个维度：目的论维度，也就是世界观的应用。“工业党”世界观的应用，最重要的方面恐怕莫过于国家富强，就连经济学的开辟之著中文书名都被称为“国富论”。如果我们把当今世界中一个国家的现状称为“现实”——它是这个国家现代化状况和非现代化部分的情况总和，把未来蓝图称为“概念”，再用上“估值”，则可以设计三个公式：现实+估值=土壤；估值+概念=定价；现实+概念=想象空间。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土壤状况是生态系统完备的工业加上较低估值，所谓“价值洼地”；中国的未来定价将走高，缘于较低的现价和宏伟的未来蓝图；而中国未来能够发展成什么模样，则取决于基于现实条件设计什么样的未来蓝图。中国“富起来”的过程中，很多产业、技术都是从无到有到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中国有着高水平网状系统工程构成的工业化土壤，只要是需要工业化土壤的经济模式，种下去就很可能茁壮成长，可以称之为“植树型创新”。而随着当今世界产业体系越来越复杂，所需的参与分工人口越来越多，中国作为拥有世界最多“产业人口”经济体的优势将日益明显，因此，未来属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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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东方学刊》第4期，欢迎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