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场灾难性的内战——我们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在欧洲内部，这其实就是欧洲国家间的内战。最终，英国无力再维持全球帝国，但美国在此时接手了。美国继承了大英帝国统治的思维方式和制度。

大英帝国统治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主要体现，就是控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权，所以英国十分擅长我们所说的“政权更迭”操作。如果你不喜欢某国政府，那就换掉它，这是一种与外交不同的对外政策。在外交中，如果你不喜欢一个政府，你会坐下来谈判。但如果你是19世纪的英国人，你不喜欢一个政府，你会威胁它、杀掉其统治者、或者推翻它。这也是20世纪下半叶英国对外行动的主要模式。

美国继承了这种行动模式。我甚至可以说，是英国人教给了美国人。1953年，英美就搞了一次“联合行动”——由英国军情六处（MI6）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联手推翻了伊朗政府，这间接塑造了今天的局势。1953年，伊朗本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民选政府，由摩萨台总理领导。他有个在当时非常激进的想法：伊朗土地下面的石油，应该属于伊朗人。而英国人则认为，这些石油属于英国。所以当这位民选伊朗总理说“这是我们的石油，在我们的国土之下”时，英国政府就知道必须推翻他。他们联络了美国政府，秘密策划了推翻摩萨台、扶植伊朗巴列维国王的行动，建立了一个在美国控制下的警察国家。

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1953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政变推翻

如果要统计一下，美国从1945年到1989年冷战结束期间所有的此类政权更迭行动……有位政治学学者林赛·奥罗克（Lindsey O'Rourke）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很棒的书，叫《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Covert Regime Change），她当时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的学生。她统计出美国冷战期间进行了64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大部分由CIA主导），以及6次公开的政权更迭行动（即公开发动战争推翻别国政府）。总共70次政权更迭行动！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统治之术。它与外交背道而驰，你不需要和对方打交道，你只需要控制它、推翻它、刺杀其领导人、发动政变、操纵选举、制造骚乱来颠覆那个政权。这种事情在台面下发生了64次。“隐蔽”（covert）一词是什么意思？就是美国否认自身扮演的角色，尽管当地民众都心知肚明是谁干的。所以当这些事件发生时，关于“谁是主谋”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隐晦。所有人都说是美国干的，但美国却说：“跟我们没关系。不是我们干的。那是当地自发的骚乱。”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历史是因为，这种傲慢的统治之术——本质上是一种帝国心态——正是美国从1945年到1991年的心态体现。美国人民被告知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要对抗全球共产主义。这就是当时给出的解释，尤其是针对苏联。美国指责苏联想要接管全世界，并以此为借口，试图去接管世界所有其他地方。

非常关键且有意思的是，美国拒绝让任何国家保持中立，并宣称：“如果你不站在我们这边，你就是反对我们。”因此，美国积极反对别国保持中立。这也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主张，因为很多国家说：我们不想选边站，我们想和苏联做生意，也想和美国做生意。我们没有强大的军队，我们不攻击别人，但我们也不想和任何一方的关系搞僵。美国却说：不行，这还不够。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是反对我们。

有意思的是，对于在座的学者们——这里可都是学者——如果你们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史书因为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近年来出版的书又流行起来了，书中提到一段“米洛斯对话”。这场对话发生在雅典人和米洛斯岛的领袖之间。

米洛斯人表示，“我们想跟雅典做朋友，也想跟斯巴达做朋友”。但是雅典人说：“不行。你们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他们。”

米洛斯人回应，“不，我们只想保持中立，安分守己。别管我们行吗？我们喜欢你，但不想加入你的帝国，也不想加入他们（斯巴达）的帝国。”

然后雅典人蛮横地表示，“不行，你们要是中立，就会削弱我们在整个希腊域内的权威，会让雅典的所有盟友觉得我们软弱，所以你们必须臣服。否则，我们就杀光你们。”

历史上，大约公元前416年，米洛斯人果然拒绝了雅典。结果呢？雅典人入侵，杀光了米洛斯岛上的男人。当然，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正揭示的是：仅仅12年后，雅典就战败了。所以，除了带来失败以外，那份傲慢没有任何意义。还不止于此：打赢了战争的斯巴达后来也从历史上消失了。双方谁都不是赢家。战争同时耗尽了双方的元气，而希腊在下个世纪里就被马其顿入侵了。所以说，这场漫长的战争让交战双方都成为输家。

但雅典展现的傲慢，正如今天的美国。顺便提一句，那时雅典可是伟大的民主政体，但同样傲慢至极，最终吞下了自己酿成的苦果。正因为是民主体制，他们选出了许多愚蠢的领导人，那些人非常擅长蛊惑人心，煽动民众道：“为什么不攻打叙拉古？为什么不把战争继续下去？”他们毫无理智，最终令雅典一败涂地。

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形势示意图

我个人的大部分工作始于1989年，那时我已经在拉丁美洲工作，然后冷战结束了。简单来说，我曾担任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顾问——不是作为直接顾问，而是通过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后来，我直接担任过叶利钦总统的顾问，也当过乌克兰总统以及许多其他领导人的顾问。

我当时想，这太好了，冷战结束了，全世界都在搞市场经济，大家可以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穷国能更快地发展，缩小与富国的收入差距。富国也该帮穷国追赶上来。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个安全、繁荣的世界。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那时相信，现在也依然相信：有足够的资源供所有国家得到发展。因为经济学理论里面有个马尔萨斯理论，说资源是不够分的，因此争斗不可避免，总会有人最终成为输家。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讨论，但我拒绝接受。我的理由基于经济学本身。换句话说，这不是关于道德理论，而是关于实践的理论：只要人类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比如用太阳能，而不是化石燃料），就能让全世界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有足够的资源供所有人实现发展。这就是我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

然而，美国非但没有放弃，反而强化了帝国心态。它没有把冷战结束视为建立一个平衡、公正、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良机，反而将其视为谋求霸权的契机——非常赤裸裸地认为。这成了所谓“新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这帮人从1991年开始，基本上掌控美国政坛至今。新保守主义者的核心思想是：只有在美国领导下，世界才会安全，因为美国是“正义的力量”，所以就该美国制定规矩，扮演世界警察，决定世界各地的事务，然后天下就太平了。

这种立场何其傲慢，这个想法本身也极其荒谬。但自1991年起，历届美国政府基本上奉行了这一套理念。我本人也算近距离见证了一切。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的主张是：我们应该帮俄罗斯重新站稳脚跟，帮非洲实现发展，确保全球各地消除贫困。可这些想法在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包括我那些短暂掌权的前同事们）那里，通通不被接受。他们认为这些想法太天真，有违美国利益。美国的利益就是当“全球老大”，而不是在一个共享繁荣的开放世界里搞合作。在我看来，冷战的结束甚至让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加糟糕。

顺带说一句，这对中国也很重要。冷战期间，美国所有说辞都是，“我们对抗苏联是因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你们知道，在美国语境里，“共产主义”这个词本身就够吓人的。可当俄罗斯独立并宣布自己搞“市场经济”，进入“后共产主义”的新时代了，这对美国政坛产生了什么影响吗？一点没有！这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