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谢谢翟东升教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个话题，是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的关税问题，事实上萨克斯教授在上半场已经两次提到了关税问题。请问萨克斯教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正在对全世界发动的关税战，您认为关税能够帮助美国解决非常严峻的贸易逆差问题吗？

杰弗里·萨克斯：首先我想谈一下，之前的那个问题补充一句：埃隆·马斯克做的事情，政府效率部做的这些事情，包括关闭政府部门等等，这些涉及的资金规模不大。因为联邦支出的主体集中于几大核心领域，它包括军队，包括债务的利息支付，还包括社会保险（也就是我们的养老金制度），还包括医疗保险制度（也就是针对老年人的卫生保健制度，还包括针对穷人的这种医疗福利），这几大项。其余所有政府机构的开支总和占比极小。联邦支出的根源并非公务员体系成本，这正是公众认知存在混乱之处——尽管关闭机构的动作频现，但它不会真正改变美国的财政局面。

与此类似，关税也增加不了多少财政收入，不能够解决美国面临的财政危机，它没办法减少预算赤字。美国的进口只占GDP的12%左右，即使对此增加高额关税，它带来的GDP增长可能还没有一个百分点，也许最多能增加2个百分点。但是，我们谈到的政府赤字已经占到了GDP的7%，并且特朗普还想为富人大规模地减税。所有的这些综合起来，从数据或者统计的角度来讲根本无从平衡。

当前美国政府展现出令人震惊的非理性决策能力。也就是说，这正是个人统治的本质体现：没有官僚体系进行数据核算，缺乏国会制约机制。也许他非常疯狂，并且非常独断，只要决策符合社交媒体传播逻辑并获得签署，无论什么政策都可以推行，但这种行为显然不合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而且这一点要反复地强调：关税也没办法解决美国经济的问题，购买进口产品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受到影响，虽被冠以“抑制通胀”之名，实则意味着民众实际收入缩水。

特朗普再次明确表达让美联储降息和提升关税的诉求

这种政策将降低经济效率，或许能短期刺激特定产业，但是不会改变经济增长的曲线。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昨日刚将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以下，虽然我还没有阅读具体细节。但也是一个迹象，表明工商业界因个人统治而产生的巨大不确定性与焦虑。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就是政策的不连贯与不一致。

李巍：非常谢谢萨克斯教授告诉我们，关税是不起作用的，不会解决美国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遗憾，特朗普没有读哥伦比亚大学，他如果能够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上萨克斯教授的课程，也许他不会采取这样的关税政策。下面我们听听两位中国学者对于关税问题的看法，有请王一鸣教授。

王一鸣：特朗普为什么要加关税，当然我们说它是税收的一个来源。同时，特朗普也强调了制造业的回流，他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说是必须的，还强调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确保在美国全球的这种竞争优势的地位。

他加征关税能不能达到这些目标呢？首先我们看一下他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情况。第一任期的时候他累计的税率大体是接近20%，覆盖中国的商品额为3600亿美元。第二任期他已经分两次，以芬太尼为由加征20%的关税了，累计有40%了。为什么要以芬太尼为由，萨克斯教授也说了，因为他不需要经过301调查，不需要经过国会，芬太尼可以启用《紧急经济状态法案》，可以用行政法案来加税。

但是我们现在更关注他下一步怎么做。我看很多学者说很难判断。最近他上任以后，让美国贸易委员会评估他第一任期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大体4月初会有一个评估的结果，他要依据那个评估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所以还有待观察。

但是，最近有些信息可以看到，美国贸易委员会在帮他设计，现在他已经提出签署《对等关税法案》，对等关税怎么实施呢？世界那么多国家，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谈判，交易成本太高了，所以提出能不能分三档。但是我看媒体报道特朗普否了，比如中国，他就要跟你一个一个来谈。所以，下一步该怎么演变还有待观察。

我想讨论的是关税能不能起到缩减美国贸易逆差的作用呢？从上一轮美国加征关税的结果来看，贸易逆差并没有缩减。去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大体是1.2万亿美元，比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前扩大了50%，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缩减了1/5，只是他对中国的贸易转移到其他经济体了，转移到墨西哥，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是，美国对整个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并没有缩减，反而大幅提升了。所以，加征关税没法缩减贸易逆差。

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1983-2024）

为什么美国会有贸易逆差？我觉得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决定的，美国经济模式就是它的储蓄率低，消费率更高，消费跟储蓄形成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要由进口来填补的。再有一个就是美元的国际地位，你不能单方面既要美元的国际地位，又要实现美国的贸易平衡，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

加征关税对美国会带来什么影响？原来对中国加征关税转移到其他经济体了，现在对所有的经济体都对等关税，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就是美国生活成本的大幅度提升，就是通胀。美国有很多测算，我们也做过很多测算，大家知道，特朗普为什么能上台，因为拜登政府没有很好地解决通胀问题。尽管它的经济数据很好看，但是没有解决通胀问题，鸡蛋价格不断地上涨，老百姓不接受。如果特朗普不能解决通胀的问题，大家就想得清楚了，他任期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我就说这些，谢谢！

李巍：谢谢，接下来有请翟东升教授分享你的看法。

翟东升：时间关系，我就说三个原则：第一，自由贸易原则，也即低关税。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之间都是低关税，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原则之下，美国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市场，关税税率是全球最低之一，平均约为3%。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刚才萨克斯教授已经讲到了。

第二，对等关税原则，你向我征多少，我也向你征多少。我认为对等关税原则也不能实现特朗普想要解决的贸易逆差问题，或者制造业回归，这个原理刚才王主任已经解释过了。

第三，我主张中国也好、欧洲也好、墨西哥也好、加拿大也好，在与美国，尤其是跟特朗普总统谈论新的关税原则时，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必须考虑非歧视原则。非歧视原则，并不是什么新概念，这是WTO的基本准则之一。只要你不歧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你想加征关税，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们经常说，爱情其实是一个人的事情，我爱不爱你，跟你爱不爱我没有关系。关税也是同样的道理，你想加征关税，这是你的事情，但是你不要歧视中国，也不要歧视墨西哥，也不要歧视特定国家。只要关税普遍一致，就不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也不会对其他国家的福利产生实质性损害。但是，其他国家之间可以自由从事自由贸易。

李巍：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三个话题，同样非常激动人心。最近万斯批评了欧盟的人工智能政策，美国启动了“星际之门”计划，中国的DeepSeek也是震撼了全世界，第三个话题我们将围绕中美欧的人工智能的竞争与合作来展开。首先，请问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您认为在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中美欧这三大经济体的合作与竞争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杰弗里·萨克斯：显然，人工智能是技术上的一大突破，能够给整个经济体带来重大而且积极的影响，而且有些影响我们已经在经历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AI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非常大的威胁。首先，就是AI可能会被军事化应用。其次，AI能够去赋能大规模的监控，有可能会侵蚀隐私。再者，AI也可能会促进不当的或者是污蔑性的言论，以及虚假信息的加速传播。此外还存在失控风险——由于自主编程特性与设计缺陷，机器的行为模式具有不可预测的涌现性特征，可能偏离人类预期。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AI之中掌握主动权呢？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至少有三个相互竞争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领域，有三点：

其一，军方与情报机构视其为战略基石。这种认知在特朗普政府施政方针中有所体现——其背后的权力支柱正是硅谷资本巨擘。埃隆·马斯克虽是最显著的代言人，但彼得·蒂尔、亚历克斯·卡普等业界巨头同样与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签署巨额合同，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

其二，则是美国主导模式中的私营利益集团，无论是Meta、微软、苹果、亚马逊还是OpenAI，这些以营利为核心的超级企业均涉及庞大经济利益考量。

美国股市几乎完全靠七个公司拉动上涨

其三，是公共利益领域，公众相比于这些国家的安全机构来说是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也没有这些精英企业的财力，无法对政治产生影响。因此在美国现行体制下，我完全看不到建立诚信监管人工智能的公共秩序之可能。

这本质上折射出美国的普遍现实：尖端技术从未处于任何负责任的公益力量掌控之下，生物技术如此，人工智能亦然。真正主导技术发展的，是军工复合体与私营部门的利益共生体，而非公共利益。更可悲的是，美国当前对这些技术甚至缺乏公益维度的公共讨论。

我们再看欧洲的情况，欧洲是缺乏这些先进的技术的，大家听说过欧洲有哪个AI的巨头吗？没有听说过，因为没有。在过去至少20年之中，很多欧洲的一些成就其实最后都是在美国落地的。欧洲精于监管却拙于创新，这正是其体系的重大缺陷。

即便在尖端光刻机领域（如生产Nvidia级别纳米芯片的极紫外光刻技术），荷兰ASML虽为行业翘楚，却完全受制于美国政策操控，欧洲在此领域毫无话语权。因此在这场技术博弈中，欧洲已然边缘化——尽管这令人遗憾，但现实就是如此残酷。真相是，当前全球根本不存在所谓“谈判桌”，一切决策皆由美国私营利益集团与安全部门主导。

李巍：硅谷的科技精英和华盛顿，特别是国防部有着密切联系。我由此想到在特朗普离任之际，提到美国要建立一个科技工业复合体，就像当年艾森豪威尔想要一个军工复合体，我觉得这是我们从事美国研究非常重要的需要观察的一个点。接下来有请两位中国学者，请王一鸣先生。

王一鸣：AI是大国博弈的一个高地，因为它是新科技革命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这个战略竞争，我觉得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技术，就是技术的优势，二是治理，包括国际安全的治理。刚才萨克斯教授谈到AI的国际治理合作，应该说非常重要。现在联合国也在推进这件事。

中美欧三个经济体在AI方面的表现和优势都是不一样的。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主要依托其技术的先发优势，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它都是先发的。同时，美国也在依托他这个优势进行技术和投资的管制。例如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如英伟达芯片；以及阻止欧洲向中国出口机器，即荷兰的超紫外光刻机。

美国政府还与企业建立了一个战略联盟，这个现象是今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去研究的。现在我们知道，马斯克在美国政府内部有很大的话语权。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通过捐赠与特朗普上任形成一个债务联盟，会影响到全球AI的发展格局。这实际上是政治和技术力量形成一个结合。对于欧盟，我觉得它主要是在规则制定方面发挥作用，因为它是个单一市场，通过制定标准和规则去增强它的影响力。但在AI在初创时期，严格监管下它是很难成长的。所以，这也是欧盟没有有国际竞争力的AI企业的原因。

马斯克影响力极大

中国是什么特征呢？我觉得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市场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中国也有相当的技术研发能力。所以，中国凭借市场的优势，强大的学习能力来形成中国AI的独特的发展格局。最近最活跃的就是DeepSeek的兴起，引起了全球的振动，它依托什么呢？中国正在利用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低成本迅速扩张并获得竞争力，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获得了竞争优势。

所以，未来的格局会是什么？我觉得短期内很难看到欧盟会成为AI的一个重要的参与方。所以，未来AI的竞争仍是一场中美之间的竞争。美国的优势是利用他的国际化程度，政府和企业的战略联盟，能够在国际上赢得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地扩大其在国际市场的份额，那么中美竞争的格局我觉得会发生新的变化，中国会取得更大的优势。

李巍：翟老师，最后1分钟，对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

翟东升：我补充一下，不做总结了。刚才两位教授讲得非常好，首先欧洲目前不在竞争中，但未来两三年有一个变数，假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右翼政党，能够突破藩篱成功上台，或许欧洲会有迎头赶上的机会。中国来说，除了王主任刚才讲的优势之外，还有另一个优势。大家有没有发现，全世界搞AI的有大量都是中国人，华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潜在优势我们要发挥好。

最后，我想说关于美国，萨克斯教授刚才讲到彼得·蒂尔和马斯克。马斯克站在前台，但真正的老板不是他，是彼得·蒂尔，就是所谓的“PayPal黑帮”。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应该加强对一个概念的研究，叫加速主义，右翼加速主义。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激进或极端，但这是科技界的一股新思潮。如果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共和党幕后的大老板是以科赫兄弟为核心的美国资本家，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时他的团队背后最大的下注者，就是以彼得·蒂尔为核心的科技右翼。

（原文发表在“人民大学国政评论”公众号，原标题：“澄海全球对话实录 | 对话杰弗里 · 萨克斯”。转载有删改，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