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0日-22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彭博共同主办的“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在北京燕山脚下、雁栖湖畔召开。在21日14:00进行的“特别会议-对话亨利·基辛格博士”环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与美国前国务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彭博创新经济论坛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行了时长为28分钟的简短对话，下面是对话内容。】

2019年11月21日，北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与美国前国务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彭博创新经济论坛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亨利·基辛格在进行对话

尼尔·弗格森：在今天这样的场合，相信我不需要再向大家介绍基辛格博士了，其实在任何场合他都是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基辛格博士，我希望以一个关于过去的问题来开始今天的对话。其实是您上周在纽约的一些言论引出了我的问题。您当时说，“除非美中两国能妥善处理好分歧，否则双方若发生冲突，其灾难性后果会比曾对欧洲文明造成巨大伤害的两次世界大战还要严重”。您还说，“如今其中一方已经不可能再支配另一方了”。

基辛格博士，我们把思路拉回到过去，拉回到您最初开始思考美中关系的时候。1971年7月9日，您秘密飞往北京，您通过此次秘密访问开启了美中双边关系的全新时代。然而在此前的多年里，您已经对美中关系进行了很多思考。

我在您的自传中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细节。您在自传中提到，在您1961年出版的《选择的必要》（The Necessity for Choice）一书中您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不应忽视中苏之间发生不和的可能性，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对其加以利用，而不是采取毫不让步的缺乏弹性的态度，这将导致中苏两国又回到联合对抗美国的道路上去”。同样是在1961年，您作为顾问在给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应该搞清楚共产主义中国能够从美中关系的改善中获得哪些好处”。一些人也许认为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提出了上述对华政策思路，但是很显然您形成这一思路的时间比他要早。您对美中关系的最初看法是怎样的呢？

亨利·基辛格：我对国际体系的基本观点是，平衡有利于国际体系实现稳定。我最初对中国是缺乏深入了解的，我只看到了国际体系中的各个参与方。当时我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中国仅依靠其庞大的规模也必将成为国际体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二，美中互相走近比中苏联手对美国来说更加有利。我最初是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或者可以说一种很机械的角度来看美中关系的。随着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发现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化性的存在。我意识到，理解中国人的文化以及他们看待历史时的独特视角对美国处理好对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尼尔·弗格森：在1971年之后，甚至直到今天，您一直是美国对华关系领域的重要参与者。您多次在不同场合与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您扮演这一角色的时间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务卿的任期。如今人们都已经感觉到，美中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令人悲观。您在8年前出版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崛起是否会让两极格局重现呢？”您这个说法让我有一种我们已经处于一场波及范围远超贸易领域的美中新冷战的早期阶段的感觉。您从头到尾经历了美苏冷战，您认为现在的局势与当年美苏冷战早期阶段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呢？

亨利·基辛格：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冷战是由前苏联在二战结束后发动的。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很希望能跟俄国人建立一种密切合作的关系，可斯大林却认为，由于美苏之间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他无法维持自己的体制。其实，与其说苏联无法维持自己的体制，不如说在与美国进行密切交往的情况下苏联无法维持其领导的东方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上世纪40年代末发生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和一系列此类事件。是苏联引发了那些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冷战的爆发。随着冷战的进行，苏联从美国方面也感受到了意识形态敌意，人们逐渐开始认为两种体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此后，又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多次柏林危机。如果当时冷战演变为热战，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其结果。

然而由于核武器的存在，美苏双方的领导人在面对自己的国民时不得不考虑该如何将核武器对自身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此后，双方就全面禁止核试验展开了正式谈判，我们还就核不扩散展开了谈判，这相当于给冷战踩下了刹车。不过冷战并没有结束，而是在如越南这样的国家延续了下去。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很奇怪的状况。一方面，在受到苏联军事援助的越南，冲突持续发生；与此同时，围绕能够造成终极威胁的核武器，美苏双方一直在谈判。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

今天的美中之间并不存在美苏冷战时期那种程度的对抗，然而我们也没有就如何避免政治冲突展开正式对话。我之所以认为美中冲突会造成灾难性影响，是因为今天的美国和中国的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年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实力。苏联从未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美国与苏联之间并不存在经济联系，而苏联在国际社会上也从未扮演过经济大国的角色。中国有所不同，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美国当然也是一个经济大国，所以我们难免会在全球各地“踩到对方的脚趾”。美中两国应该就各自的战略意图展开沟通并对可能发生的冲突将造成的影响做出明确限制，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当冲突爆发，而且美中双方没有预先划定冲突的底线，那么冲突的后果将比曾对欧洲文明造成巨大伤害的两次世界大战还要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源于一个没有受到控制的很小的危机。这种事情发生的风险今天仍然存在，而且甚至比一战时还要高。与100年前相比，美中两国手中的武器更加复杂先进，威力也更加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