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总体看法

关于土地制度，有几点总体看法：

一是，土地属于自然资源，人多地少是我国基本国情，因此坚持珍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是基本国策。另一方面，土地资源利用要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纵观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因为土地资源充足就自动实现现代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因为土地资源紧张就丧失了现代化机会。相对于土地资源充裕程度，土地制度对现代化事业的意义更大。这方面可拿印度与中国对比。我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打破封建土地秩序，建立社会主义土地制度，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国家和地区，直接从封建社会起步现代化，其现代化事业多半不顺。

二是，当前中国土地制度改革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国城镇建设有止境，未来城镇建设新增占用耕地不会超过5000万亩，“征地—园区/新区”模式最能做到土地集约利用。随着中国城镇化逐步完成，大规模征地结束，未来土地建设开发零星推进，到那时可逐步放弃“征地—园区/新区”模式，采用更加多元的土地开发模式。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从发展走向发达，必须经过一段土地大规模开发，从这个角度看，不要动不动就拿现代化已经完成国家的土地制度与中国比，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建设不多，则土地矛盾不突出。如果非要比，要看欧美国家在其曾经历的大建设大开发时期的土地制度是如何设置的。

三是，地利要共享。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结合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整个社会财富按照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形式分配。社会财富总量有限，土地占有者获得的地租越多，利润和工资占比就较少，食利者越多，劳动者获得的就越少。改革土地制度时，不要总想着让哪一个群体通过土地一劳永逸地攫取财富，政策上鼓励食利，对社会进步不利，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四是，中国土地制度的起点是公有制。土地属于公有制生产资料，不是任何人借以攫取社会财富的工具，土地制度改革要警惕财产权话语。

五是，中国土地制度具有优越性。目前土地制度改革上存在一种趋势，将西方国家的民法物权法制度当做标尺，不承认中国制度实践的合理性，认为凡是西方法律中没有的，中国就应当改革。中国又快又好发展的奇迹表明，中国土地制度符合国情和适应发展需求，是全世界最优越的土地制度形式。

六是，修法应当多听取法律工作者之外的声音。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是从《宪法》出发，在多年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的。《土地管理法》修订涉及法律问题，但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撰写法律条文需要法律工作者的精良专业技术，仅此还不够，参与修法者还需要对土地制度实践有深刻的理解。修法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

七是，“三项”试点需要全面评估。“三项”试点封闭运行，目前对“三项”试点情况的评估是由国土管理部门内部完成，社会公众了解不够，政策研究者参与不够。试点地区试的是改革方案，既要证实，也要证伪，成功经验要总结，失败教训也要总结。在试点中发现改革方案行不通的地方，就是在为全局改革积累经验。一些改革方案落不了地，说明这个方案行不通，修改法律时就要谨慎。譬如，国务院关于农村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总结报告，提到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存在“不够均衡”、“有效办法还不够多”等问题，意味着修法的经验支撑还不够，这方面的改革就不宜贸然推进。

八是，土地制度改革不能负担太重。完善建设用地制度包括三个基本目标：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基本满足上述三点。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和政策部门设计各种复杂制度，用土地来搞城乡统筹、打造乡村建设亮点工程，等等。这么做不能忽视一个前提，土地政策可作为财富再分配工具，但是离开了劳动投入，土地上不能凭空长出财富，因此，做一两个两点可以，全面推开不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土地政策要做一点减法。

最后，借《地权的逻辑Ⅲ》中的几句话作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离不开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高速城镇化而没有产生“贫民窟”，土地要素以有期限使用权的形式参与市场配置，土地增值收益通过国家征收来实现“地利共享”等等，无一不显示我国土地制度的优越性……激进的土地制度改革将会让我国土地制度丧失优势，《土地管理法》需要完善，不必大修大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