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咄咄逼人的苏联，美国的战略则是收缩。1955—1975年，美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持续20年的战争将美国打入财政困境。

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在西亚、中东正面临着阿拉伯解放运动与伊斯兰复兴运动联合起来的局面，这意味着西方势力不但要与共产主义运动对抗，而且要与伊斯兰文明对抗。

20世纪70年代初，阿拉伯解放运动再一次与伊斯兰复兴运动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前，利比亚（1968年）和伊拉克（1969年）这两个亲美国的阿拉伯国家先后爆发伊斯兰革命。新政权立即宣布将石油企业国有化，大幅抬高石油价格，石油价格由每桶1美元迅速上升为每桶超过10 美元。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导致西方世界爆发能源危机。

伊朗和阿富汗也正处于伊斯兰革命的前夜，美国支持的政权岌岌可危。这两个处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国家，随时有全面伊斯兰化的可能。

在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历史仿佛在向隋唐时代复归，伊斯兰教正从那个时期开始覆盖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对西方的“圣战”重新开始，而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动荡。当时，在西亚、北非等阿拉伯地区，欧亚大陆上唯一还能够顶住伊斯兰化的，只有坚持凯末尔开辟的世俗化道路的土耳其。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美国与欧洲贸易造成的大量的贸易逆差，使欧洲掌握了大笔美元现金，从而形成了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欧洲美元市场，这使美联储不能通过操纵美元利息轻易维持美元的价值。

由于美国掌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关键时刻没有出手拉英国一把，作为报复，欧洲决定不再追随美国的货币政策。最终，在美国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时候，戴高乐派军舰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法国，迫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随着美国在越南、中东、欧洲相继陷入麻烦，苏联则积极进取，准备填补美国在这些地区形成的“真空”，这导致了美苏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叶剑英在上述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他形象地指出：“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

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美国原本希望中苏冲突扩大，但正如“四老帅”的判断，中苏战争不但没有发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反而因此走向缓和，这对美国极为不利。尼克松立即改变政策，这才有了1971年7月9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3年2月17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

1972年，在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他的判断就是：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美苏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不切实际的，而一旦中苏关系缓和，美国将彻底陷入被动。于是，他最终决定向中国伸出和平的手掌。

当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尼克松说了这样一句极为现实主义的话：“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诸多国内矛盾和问题，工业迅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声音，其中一种主张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把工业结构由注重生产资料生产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活资料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主张则是在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基础上，继续备战备荒，准备彻底消灭帝修反。

在毛泽东看来，这两种主张都是片面的，因为只有实现国际关系再平衡，才能处理国内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而进一步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只有解决国际问题，只有从总体上改变世界局势，才可能为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创造前提。如果中国一直处于美苏两霸的打击与封锁之中，一直处在战备状态，那么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敌我关系又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人民与霸权主义的矛盾是根本矛盾。但是，霸权主义之间也存在矛盾，在美苏两霸之间，还必须分析哪一个是主要矛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美关系的改善，彻底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之后，毛泽东曾经诙谐地说：（自从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我是个共产党员，目的就在于打倒帝修反。现在还不行，大概要到下一代。

1973年8月2日晚，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上面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说的。

毛泽东主席会见应邀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李振翩教授夫妇

作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极为鲜明的，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立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与他的那些“务实的革命战友”的基本分歧，实际上也就在这里。毛泽东往往认为他的革命战友在彻底打倒帝修反、打倒资产阶级方面不够积极，这就是革命精神丧失的表现。他甚至因此认为，当年的一些革命者已经沦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正是这样的判断，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