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就是我在书中写到的，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能够最好总结中美关系的观点就是修昔底德的观点，也就是他所说的一种对手关系。

贸易可能只是中美关系众多事项当中的一个，但是整体而言，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地干扰到美国的利益和特权，而美国已经将这些利益和特权视为天生属于自己的，因为美国在过去100年中都可以说是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力量。这样一来，大多数美国人之前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而且还有可能变得更大更强。

他们突然发现这一点后就感到非常震惊，有时也感到害怕。修昔底德就写道，一个新兴强国的崛起，不但会扰乱守成强国的立场和特权，还会打破守成强国建立的国际秩序。

这就是中美关系之间发生的事情。因此，这一点表现出来的可能是贸易摩擦，或是在技术方面的冲突，比如说华为的案件，还包括对投资的限制，甚至还影响到了大学，使得美国政府对中国学生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个人不同意特朗普提出的很多应对方案，但是我很同意这样的观点：在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中美之间的对手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8年上海论坛开幕式上（图片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

中美分歧很难管控，但不是无法管控

蒋昌建：美国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采取贸易战之类的外交政策，不少观察家认为这个偏右的原因来自很多美国政客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您长期研究东亚政治，特别是研究了李光耀先生关于中国、美国、以及这两个国家之于世界的思想。我们最近经常听到他的继承者李显龙先生不止一次说到，阻止中国变强是既不可能、也不明智的，各国必须适应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中国，尽管这对美国而言很难，但也应当如此。您对李显龙先生的评论有什么看法？

格雷厄姆·艾利森：简短来说，我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李光耀思想非常深刻。我想在国际上所有试图解释中国崛起的人当中，他是最有预见性的。我曾经有幸作为他的学生，他经常帮助我理解形势的变化，我也仔细研究了他的言辞和思想，我还为此写过一本书（编者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李光耀认为，中国在崛起，而且借鉴了新加坡、日本、台湾、欧美等地的现代化模式并加以改进，也就是增加经济中的私有成分，让企业家能够做他们应当做的的事情。中国人民也很聪明，很勤劳。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的经济一定会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只要中国的效率达到美国的1/4，中国的GDP就会和美国一样大，这个算数很简单。那么依此类推，如果中国的效率达到美国的一半，GDP就会是美国的两倍；如果中国的效率达到美国的3/4，GDP就会是美国的三倍。李光耀这样的说法令美国人非常震惊，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才理应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不管是在经济、军事还是其他方面。

但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完成了统一，开始进行现代化。但到了194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GDP就比德国还要高1/4，那么大家都对美国感到非常恐惧。通常来说，新兴强国威胁到现有强国的时候，就会产生战争。

我的书也提到了在过去500年中，有16例类似的案例。在这16个案例当中，有12个案例最终导致了战争，有4个案例没有导致战争。我的书上就说，中美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很疯狂，会对双方都有极大的毁灭性。没有哪一方会在战争中获胜，双方都会输掉这场战争。但最重要的是，战争是不必要的，是可以避免的。然而不管中美的政府是怎样的，中美之间的这个风险总归是有的。

蒋昌建：您刚才谈到了您的那本书，在书的后半部分您提出了十二个和平解决的方案，并且在结论中也提出了避免两个大国进入到“修昔底德陷阱”一些具体的建议。那么结合您对中美关系目前形势的判断，中美要管控分歧，应该做哪些事？

格雷厄姆·艾利森：第一，要认识到冲突的危险性。中国在崛起，这不是中国的错。中国实际上是复兴，因为中国只想成为中国。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强国，想维持国际秩序主要守护者的位置，这也不是美国的错。在过去大约70年里，美国都维持了这样一个国际秩序。那么在中美这两个国家间——在结构性的原因导致的对手关系中——危险很有可能来自第三方的行动，甚至是意外。比如说一战的时候，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从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我想我们，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应扪心自问，如果说有第三方来进行挑衅，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第二点中美要做的，就是双方应当合作解决可能会成为导火索的事件。

第三，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美两国，一方面当然注定会成为对手，但是同时另一方面也注定会成为伙伴。这点实际上我在写完这本书之后，在上海我从一位中国学者那里学到的。他说在中国古代宋朝的时候，宋朝无法击败中国北方的辽国，于是双方在1005年就达成了“澶渊之盟”，成为了一种“敌友”关系：在某些方面他们是对手，但是在有些方面他们又是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