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协调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昌建对话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共同探讨中美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精简版对话已于2019年9月16日上海东方卫视《今晚60分》新栏目《与世界对话》呈现。】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的对手关系是结构性问题

蒋昌建：我们知道您曾在里根总统时期任国防部长的特别顾问，之后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同时您大部分时间在大学里当教授。政府官员和教授这两个身份让您在看待中国、中美关系、国际问题时会不会有不同的观点？

蒋昌建与格雷厄姆·艾利森（节目截图）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一生中有很好的机会，让我既能在政府中、也有在大学当中工作，但这其实是分开的。在大学当中，你需要和你在政府中的职位分离，否则很有可能导致你忘记你站在教授这个视点的问题。我想要追随着我原来的老师基辛格的脚步：他是教授，但也有很多年在政府中任职。实际上，很多教职人员是这样“两条腿”走路的。

蒋昌建：我不知道接下来您用哪个身份的观点来回答我的问题，但我希望您能发表自己的观点。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很乐意提出我的看法，不过这也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哈佛大学或是其他人。

蒋昌建：我们观察到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定位中美关系？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理不出明确的头绪。

我梳理了一下相关资料，在20世纪末，双方都想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有时候也表述成为“合作伙伴关系”；到了2005年的时候佐利克有个说法，叫“负责任的战略攸关方”，这个说法也得到中方比较积极的响应；到了2009年的时候，又提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过美方提出新的词叫“战略再确认”。奥巴马其实不管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都会谈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到了2016年我们发现特朗普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又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就是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那么根据您的观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错综复杂的定位？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有没有一个清晰的对中美关系具体的定位。

格雷厄姆·艾利森：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整体上看，在美国的官方语言中，中国被描述成一个战略伙伴。在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还有奥巴马政府期间，如果你看官方的发言，比如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发言，中国被视为一个战略伙伴。但是到了现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基本上在光谱的另一端，被视为一个战略上的对手甚至是敌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不光是特朗普政府的观点。我想你也知道，如果你看一下美国整个政界的话，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对中国的新认识。比如说民主党参议院领袖查克·舒墨（Chuck Schumer），他对中国的表态经常比特朗普还要强硬。这样一个对于中国和中美关系基本认识上的急转弯非常令人惊异，但也确实是既成事实。

蒋昌建：那么这个认识的急转弯，实际上美方每隔8年都来一次，或者是每隔4年。相比之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对美政策相对稳定很多。尤其让人困惑的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立马就启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在您看来，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格雷厄姆·艾利森：你的问题中包含了好几个很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美国每四年的总统选举对中美政策的影响。在中国，领导人相对更加稳定，这样双方就会产生这样外交政策上的不同。第二点，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偏右。那些民主党里想要取代特朗普的候选人也都是如此，甚至在对华政策上比特朗普还要强硬，甚至他们认为特朗普会跟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只对特朗普有益，但对美国无益。这不光让中国人，甚至可以说让所有人都很困惑。特朗普曾经说过，中国一直在“强奸”（rape）美国的经济。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用词，在之前没有政客这样说。特朗普要表达的是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赤字，然后他坚持想要缩小这个赤字，而他提出的关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大多数的观察家，包括我在内，不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本身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对特朗普来说这是个重大问题。他现在是总统，他想要缩减这个贸易赤字，于是他就在为此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