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说几天以后，他就写道：

1. ……冀西比晋东南天气要热些，道路同样不如晋省好走，沿途友军甚多，实与晋复杂，民众痛苦更超过晋省，可是一般的在河北民性较比山西强，八路军在冀西威[信]甚好，特别此次打击顽固分子更使民众高信[兴]。

2. 在这十天的行军中，我们部队对民众纪律还不甚好，在某些地方尚未做到全上门板，个别战士打群众的棵[果]子吃。

3. 部队行军力不强，大部表示[现]皮[疲]劳现象，并且非常之散漫，工作责任信[心]差。[5]

直到这时，秦将军还经常写错别字，语句也不怎么通顺。但没几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2年6月，太行一分区负责人秦基伟联合郭峰等人向上级提交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报告。报告层次分明，总结了多条有用的经验，比如如何采用灵活的斗争方式，如何掌握适度的武装斗争火候，怎样迷惑敌人，怎么组织合法与非法斗争之配合等等。其中专门谈道必须扩大敌伪之间的矛盾、扩大敌伪与群众的矛盾：

这个原则虽不新鲜，但在实际斗争上的运用却是十分重要的。如只打敌人不打伪军，使敌伪矛盾增加，如在丘内打敌伪造谣说某汉奸告密引起敌伪间倾轧，此种情况如能及时掌握扩大之，对我工作之发展与对敌力之削弱将有很大意义。[6]

这不仅是秦基伟等指战员个人的进步，更是八路军整体的进步。

1952年4月15日，也就是上甘岭战役爆发的半年前，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在军党委会上作报告《当前情况与战术指导问题》。

这份报告分为：“第一、对当前情况的估计”“第二、战术指导问题”“第三、树立长期坚守阵地的思想”“第四、工作安排”，这四个部分。

具体内容我就不摘录了，从敌情到地形，最后到我军一线、二线部队的具体工作安排。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这就是在实践中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工作中学习工作的鲜活例子。没有谁生下来就是“天降猛男”，没有谁天生就自带外挂，所有这一切都是要靠不断打怪升级，攒经验攒出来的。从日军到美军，敌人上升了好几个档次，但是我军的进步更大。

为什么在短短几年到十几年时间里，我军发生的变化会这么大？为什么看上去更有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做不到这点？当中的原因有很多，中共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民主生活会和集体学习传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秦基伟将军晚年在回忆录里坦承，他童年时“总是找机会逃学”，“终究激发不起学习的兴趣”。[7]但在1939年8月5号的日记当中，他却感到“自己文化上的进步虽然得到些成绩，但我认为是太慢了，还不能赶上我今天的工作须[需]要”。这样的表述在当年中共干部的工作日记里头随处可见。不仅是秦基伟这样的军队干部把文化学习当作了最迫切的需要，就连知识分子“三八式干部”也是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