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俄罗斯在国际秩序构建与大国关系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关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问题

当提及未来世界架构之时，《新思想》表现得相当谨慎，完全不同于卡拉加诺夫素来擅长并且敢于预测未来的重大结构演变的做法。《新思想》只是提出，“谈论这种世界格局的现实轮廓还为时过早。目前只呈现出旧秩序解构的趋势，但作为俄罗斯政策的最高目标，捍卫和平的观点针对的正是未来的世界建构”。可以发现，国际局势越是陷于困顿，俄罗斯不少知名学者对未来国际秩序构建问题越谨慎。这可能与普京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严谨态度有关。

但是，瓦尔代报告还是表达出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在“自由世界秩序”已经结束的前提下，未来国际建构设置主要有以下两种前景。一种前景是，作为此前世界秩序基础的联合国通过增加新的功能性基础设施而得以加强；另一种前景则是“两极分化的重新出现”，美国和中国的冲突虽不会复制冷战模式，“但冲突将更加激烈”。显然，瓦尔代报告更加倾向于“加强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世界政府’的地位，授权安理会决定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和平与战争题”[19]。历史地看，可以发现，除了对联合国、安理会功能的高度重视，俄罗斯情有独钟的不光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强调的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地决定内外事务的原则；19世纪时维也纳体系采用的大国协同（concert of powers）模式，显然也是俄罗斯参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基本原则。

俄罗斯外交事务理事会资深专家伊万·季莫菲耶夫在《全球预测2019—2024》这部新作中，倾向于“新多极世界”这一选择。这与上述加强联合国地位、重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原则相结合的立场，是相互吻合的。[20] 值得关注的是，几个月之前，美国知名学者理查德·哈斯与查尔斯·库普乾两人也在《外交季刊》网站上联合发表文章，主张借鉴维也纳模式超越国内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推动大国协同的立场。[21]

总体来看，当代秩序构建如何借鉴历史经验的问题，虽始终存有争议，但主张超越差异、寻求共识的理性立场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从这样的发展态势看，“联合国安理会模式+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原则+维也纳秩序大国协同原则”这一基调，很可能成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对于国际秩序建构的基本立场。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拜登开始举行视频会晤。@视觉中国

（二）关于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立场选择

21世纪初以来，中、美、俄三边关系问题始终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基辛格的“大三角”战略——美国与中、俄的关系应当比中俄关系更近——的指导下，新世纪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上台，都会不同程度地“重启”美俄关系以求联俄遏华。然而，事与愿违，中、美、俄三边关系并未因之出现逆转。

如果稍微总结一下冷战终结以来中、俄、美三边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有两个关键因素在左右着这组三边关系的进程。从客观层面看，上世纪末的北约东扩、亚洲与俄罗斯同时发生的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伊拉克战争、一系列“颜色革命”、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美国先后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大规模制裁以及新冠疫情的暴发，这一连串的危机与冲突一步一步推动着中俄的接近。换言之，中俄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一个由外在冲突与矛盾所造就的客观过程。

从主观层面看，中俄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存在一个相当关键的区别：经历了上世纪晚期一系列严峻考验的中俄两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自我革命，告别了僵化保守的意识形态，推进了全面体制改革；随着世纪之交的形势变化，两国又进一步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大大加强了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构建。而美国与欧洲盟国在自身观念形态与基本制度都出现重大裂痕的背景下，仍然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只一味“甩锅”、转移矛盾，始终没有放弃要把自身已经很成问题的制度模式强加于人的霸凌行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关系不仅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美俄关系“重启”的考验，抵制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拨离间，而且在当前的巨大压力之下，中俄关系正在从“和而不同”进一步迈向“异中求同”的新境界。中、美、俄三边关系会有怎样的前景呢？2016年瓦尔代论坛上，我曾就此请教普京总统，他的回答非常明确：“中、美、俄三边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这样一种关系。”虽然历经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大国关系的激变，普京所说的中、美、俄三边关系“应该有”的样子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毫无疑问，这应当成为这一组三边关系所追求的目标。

（三）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的立场调整

冷战终结之后，俄罗斯对于前苏联空间的立场是经过一番变化的。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与其他各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处境一样，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去掌控整个前苏联空间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事务。在动荡的局势之下，中俄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五国机制”出现，并逐渐演化为之后的“上海合作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俄罗斯模仿当时还颇有声势的欧盟，试图以欧亚经济联盟聚合前苏联空间的经济合作，同时以集安组织稳固这一空间的安全事务。

实际上，从新世纪初起，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周边地区“颜色革命”的巨大挑战；2013-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促使俄罗斯深刻反思自己的周边战略。2020年，在白俄罗斯宪政危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冲突、吉尔吉斯事件以及乌克兰事态继续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周边政策出现调整。

这次调整的核心是，俄罗斯不强求以自己非常有限的国力，去盲目应对周边发生的每一处事变，包括对一向被视为俄罗斯亲密伙伴的国家也不再简单地重复以往的干预政策。除了公开宣布将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视为在地缘政治上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地区，一般情况下，俄罗斯不再不加区分地将整个前苏联空间视为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一有限收缩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在周边地区将不再以活跃主动的面貌出现。[22]

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新局面之下，俄罗斯仍会以“大欧亚伙伴关系”为支轴，以中俄紧密合作、以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为基础、以“转向东方”的战略部署为引领，以自身国家利益为目标，时而更为强硬、时而更为灵活务实地推行周边外交——与一年前俄罗斯周边政策的极具弹性相比，美军撤离阿富汗之际俄罗斯所表明的强硬立场，即反映出这种变化和反差。同时，俄罗斯会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不仅通过“北溪二线”盘活与欧洲关系，而且也会按其自身需要审时度势地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实际上，俄罗斯的周边政策还是需要放在其全球部署的背景之下，才能加以理解。

总体地看，俄罗斯对世界局势的观察，对自身外交战略的总结和反思，以及对未来国际秩序构架的考量，深深透露出一个从超级大国地位败落过程中迅速复起的强者的深厚底蕴。与中国一样，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大国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俄罗斯对外战略实践和思想的系统考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3] [4] [6] [7] [8] [10] [12] [13] [14] [15] [16] [17]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等：《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载《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4期。

[2] [5] [9] [18] [19] Oleg Barabanov et al.，Staying Sane in a Crumbling World， Valdai Discussion Club Report，May 2020.

[11] Fyodor A. Lukyanov,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Russian in Global Affairs, 2018, No.2.

[20] 伊万·季莫菲耶夫：《全球预测2019—2024》（俄文版），俄罗斯对外事务理事会研究报告，2019年。

[21] Richard N. Haass and Charles A. Kupchan, “The New Concert of Powers,” Foreign Affairs, March 23, 2021.

[22]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最后的帝国及其邻居——俄罗斯周边安全与地区秩序》，班婕译，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